【董　斌】20世纪60年代北京发展“高精尖”工业的历史与启示

　　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共北京市委（以下简称北京市委）经过长期调查研究，提出和确立“高精尖”工业发展方针，努力推进“高精尖”工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北京工业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本文着重分析当时北京提出和确立“高精尖”工业方针的历史背景、实施措施及取得的成效，并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北京提出和确立“高精尖”工业发展方针的历史背景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工业经过“一五”和“二五”时期的较快发展之后，提出和确立了“高精尖”的工业发展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大跃进”时期，北京工业高速发展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迫使北京市委对工业发展问题进行反思

　　北京解放之前，工业企业很少，技术装备落后，生产水平很低。解放以后，为了完成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目标，北京工业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时期的建设，至1957年年底，“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3亿多元，比1949年年底的1.7亿元增长12倍。现代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74.3%”。［1］许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生产规模有了很大发展，如新建了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北京电子管厂、北京有线电厂、第一汽车附件厂等企业。从1958年开始，北京的经济建设进入“二五”计划时期。同一年，“大跃进”运动兴起。1958年6月，北京市委制定了《北京市1958~1962年工业规划纲要》，提出“动员一切力量，苦战三年，大干五年，把首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的口号，［2］全市出现大上工业的高潮。1960年，北京工业总产值达到93亿元，比1957年的21亿元增加3.4倍［3］。虽然工业高速发展，但工业企业片面追求高产量，“三高”（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率）并举变成“一高”（高产量），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许多企业放松了管理，积压、滞销、残次产品增多；工业实行“以钢为纲”，投资重点转向重工业，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上了一批耗能大、用水多、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而轻工业投资比重少，造成了工业结构失衡、污染增加、工业挤占农业劳动力等现象，迫使北京市委对工业发展问题进行反思。

　　（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这就要求北京压缩和调整工业基本建设

　　“二五”计划时期，北京工业基本建设增长迅速。仅1958年，全市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计划安排16.4亿元，项目126个。其中，投资在500万元以上项目达53个。［4］1958~1960年三年中，北京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一五”计划期间投资9.3亿元的215%。［5］大规模的工业基本建设虽然促进了北京的工业发展，但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基本建设项目安排过多，超过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承受范围，加上基本建设计划变动太多，不能集中力量进行建设，分散了国家建设资金和材料，不能很快发挥投资效果，造成了不少浪费和损失。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工业生产上强调提高产品质量。9月15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为了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必须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必须退够；在必须前进和可能前进的地方，必须积极前进”。［6］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大力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的精神，对北京市工业发展方向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三）北京市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由“高大精尖”转向“高精尖”工业发展方针

　　“大跃进”之后，北京市委在初步分析北京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后，于1960年2月在北京市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北京工业应当向“高大精尖”的方向发展。［7］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北京市委对工业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根据工业调查研究情况和发现的问题，1961 年3月，北京市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工业交通企业领导与管理工作的指示》（简称“北京工业十五条”），要求采取措施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进一步向“高大精尖”进军等。1961年8月中央庐山会议前，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怀柔和顺义进行农村调查以后，随即调查工业，同工厂的干部职工就北京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今后的方针进行了广泛的座谈与研究。彭真提出：北京的工业要实行精兵主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并多次强调，要用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产品质量。［8］刘仁和北京市委其他领导以及一些参加座谈的企业领导都同意这个意见。大家认为，北京工业经过恢复和“一五”计划及“大跃进”，已经打下了相当基础。但是，多数工厂是“三新”（设备新、工人新、企业领导班子新），企业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水平总的看是不高的，而工人却招得过多了，城市人口增加过快了，必须集中力量来解决；北京拥有强大的技术力量，可以走出一个“不是求大，而是求高”的发展途径。10月，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根据庐山会议的精神，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指示的若干措施》。会议进一步明确“北京工业今后发展的方向是精兵主义和精品主义。精兵主义就是人的觉悟高，技术高，生产管理好，技术装备先进，劳动生产率高，以最少的人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精品主义就是全面提高产品质量，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重工业还是轻工业，大产品还是小产品，都是提高产品质量，精益求精，并且成本低廉。一部分企业向高级、大型、精密、尖端产品进军，攀登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从全市来看，中心问题是提高质量，扩大品种，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而努力”。提高质量、扩大品种，包括所有产品都要严格地按照质量标准生产和发展新技术、高技术产业两层意思。“精品主义”这个词不能确切地反映这两层意思，同时，“高大精尖”的“大”字，也不适合北京的情况。因此，后来没有再用“精兵主义”、“精品主义”这种提法，“大”字也不强调了，而概括为“高精尖、质量第一”，果断地把原来发展工业的“高大精尖”方针，调整为“高精尖”，不再提“大”，实际上是要收缩规模过大、不适合首都城市发展的工业，坚决压缩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规模。这说明，确立发展“高精尖”工业的发展方针以及“把提高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把提高技术水平、发展新技术、高技术产品作为重要任务，在提高质量和提高技术的基础上争取工业高速稳定的发展”，这是北京工业发展方针、发展方向的一个转变。［9］

　　二、发展“高精尖”工业的措施

　　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市委紧紧抓住质量第一这个中心环节，并贯彻执行“高精尖”的工业发展方针，在发展“高精尖”工业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

　　（一）发展“高精尖”工业项目，鼓励生产“高精尖”工业产品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北京工业围绕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积极发展“高精尖”工业项目，例如先进化工、精密机械、新型电机设备、合金钢冶炼、半导体工业、无线电、精品纺织工业等。突出抓好关键性新产品的试制，围绕产品配套，试制一批补缺门的产品，克服薄弱环节。从1961年到1965年，北京市共试制新产品5490多项，不仅数量增加了，而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52有一些还是国家当时急需的新产品。如试制了某些合金钢、175毫米镗床、大龙门铣、坐标镗床、光学磨床、65马力的柴油内燃机、小汽车、内燃机车、大型合成氨压缩机、1600吨合金钢挤压机、8 米立车、2.5万千瓦发电机组等新产品。［10］同时注意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制定并实施先进工业发展规划。1964年3月，北京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根据中央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制定了《北京市地方工业产品“赶两个水平、消灭三个落后”53的规划（草案）》，要求到年底有30种产品赶上国际水平，占全部产品的5%；有314种产品赶上国内同期先进水平，占全部产品的52.1%，两项合计为344种，占57%。54其余产品要求质量有较大提高，接近或大大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差距。

　　（二）大力推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提高北京工业技术水平

　　为促进“高精尖”工业的发展，北京市委在工业交通战线上大力推进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北京市委就开始倡导工业交通战线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提高北京工业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到1960年3月，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取得了一定成绩。截至当年3月10日的统计，“全市已经实现较大的技术革命、技术革新5.3万多项，单机自动1600多台，自动和半自动化生产线323条，生产流水线936条。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程度由去年年底的41%,提高到46.4%，手工操作由59%降至53.6%，其中笨重体力劳动由16.8%降至12%。超声波、红外线烘干、静电喷漆、遥控、遥测等新技术被采用的范围愈来愈广”。［7］(p.248)从1961年到1965年，重点围绕提高质量、增加品种，继续开展技术革新，北京市各工业部门开展比、学、赶、帮、超的劳动竞赛，认真加强技术工作、科学研究和试验工作，掀起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浪潮。1962年9月，为了提高工业产品质量、加强技术检查工作，北京市委提出，必须扎扎实实地抓紧技术管理的基本工作，包括设计、工艺、技术检查、计量、试验、设备维修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必须把这些“笨”工作一件一件地做好；从生产委员会到各工业局、各企业，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有区别地、有重点地建立和健全技术检查机构。［3］（p.630）1963年初，北京市委明确要求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市计委、各工业交通局，必须有一位主任、局长分工领导科学技术工作；集中力量办好现有工业研究所的同时，新建一批研究所；有条件的工业局和大企业逐步建立设计机构；有条件的工厂逐步建立研究室和试制车间或试制工段。［11］1964年，北京市制定了工业方面的科学研究计划，确定研究课题194项，建立专题研究组30个。［12］

　　为更好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北京市还加强了企业的科学研究和设计工作，采取三种“三结合”的办法（即工厂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三结合”，设计部门、制造部门和使用部门的“三结合”，生产单位、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三结合”），对群众创造的新工具、新设备及时进行鉴定、改进，使之完善化、定型化，纳入新产品试制计划，大力推广。1960年 1月间，工厂、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关三方面的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了24个专业小组，制订具体的计划，向尖端科学进军。在工厂内部，建立了“三结合”的专业技术队伍。全市2万多名大专学校的教师、学生以及科学研究人员和几十万职工开展大协作，攻下一批新技术和尖端技术，试制成功一批新产品和“高精尖”产品。［7］（p.647）全市不断推广“三结合”技术革新方式，涌现出一批典型。例如北京低压电器厂，从1959年就坚持和19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合作，全厂抽出70%的技术人员、40%的通用设备、40%的工人搞新技术，采用科学研究新成果，所以新品种发展快。至1965年，该厂由一个只能生产接线板、指示灯等简单电器的工厂，转变成一个主要生产工业自动化元件和用于高炉、电站、矿山、无轨变流站等自动控制装置的工厂。55

　　（三）压缩工业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重点生产和重点基本建设项目

　　根据中央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的精神，北京市委采取多种措施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重点生产和重点基本建设项目：一是明确北京的工业应当向“高精尖”的方向发展，合理安排工业项目。1960年9月，北京市委明确提出北京的工业建设，除了完成现有的建设项目并且继续建设几个“高精尖”的骨干工厂以外，对于那些非“高精尖”的项目，应当一律停止建设。［7］（pp.750~751）二是切实贯彻执行中央集中优势兵力、分批突击、打歼灭战的方针。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计划外的项目一律停建；中央排队56以外的项目，也应当按计划外项目处理。计划内的项目也要首先看材料和设备的条件，凡是材料不足，设备没有着落的，即使列入国家计划也不得轻易开工；即使是开工突击的重点项目也要分步骤的推进。严格禁止计划外的建设。对于未经批准私自建设的项目立即停止施工。任何基本建设项目，都必须办理审查批准手续。1961年7月，北京市停建了第二毛纺厂、印染厂、清华大学精密仪器厂、垡头铁合金厂、通县有色压延厂等工程，之后又陆续停建了多项大型基建工程项目。三是关闭了一批盲目上马和产品质量次、成本高、效率低、赔钱多的企业。1960 年下半年到1963年 6月底的重点调整期间，全市工业企业（不包括公社工业）共关闭、停产、合并了287个（关闭94个、停产23个、合并170个）生产任务少、质量次、成本高、效率低的亏损企业。亏损企业亏损额由 5400万元降为1860万元。［13］通过对工业的大调整、大改组，淘汰了一批落后的企业，保留了设备好、劳动效率高的企业，使企业更加精干，用更少的人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工业品。

　　（四）组织电子工业的两次大会战

　　20世纪6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进入电子信息时代，北京市委提出利用已有的工业基础和科技优势，开发具有广阔前景的半导体无线电工业，以此作为突破口，带动北京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63年底，在北京市委的策动下，一场研制和生产八管二波段袖珍半导体收音机的会战在北京展开了，这就是北京市电子工业的第一次大会战。1965年又组织第二次会战，简称为“三机一表二器”大会战，会战产品包括调频调幅九波段半导体收音机、中型通用模拟计算机、晶体管小型通用数字计算机，精度为1/10000的数字式电压表，集成电路和可控硅元器件。这次会战进展得很顺利。所有协作单位都能按要求，按时、按质、按量提供设备、材料和零部件。经过一年多的奋战，DJS-5小型晶体管计算机、中型通用模拟计算机和高精度数字电压表都取得了成功，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有的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14］

　　三、发展“高精尖”工业的成效

　　北京市各级部门认真贯彻提高质量、向“高精尖”发展的方针，经过几年的发展就取得了明显成效，不仅在数量上有很大增长，结构上有重大变化，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为北京工业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一）一批“高精尖”产品试制成功，在生产中逐步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促进了北京工业水平的提升

　　仅1960年，北京市共试制成新产品、新品种8400多种，其中有3000多种投入了生产。有一大批大型的或精密的产品试制成功，如4.5米立车、8米龙门刨、100吨天车、1.2万千瓦汽轮机发电机组、精密仪表车床、电子管、无线电元件等。［10］（p.36)一批重要的新技术难关被攻克，如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激光技术、光栅技术、电子真空技术、粉末冶金技术等。1962年石景山钢铁厂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氧气顶吹转炉，接着在1964年建成了30吨的氧气顶吹转炉，掌握了这项世界领先的炼钢新技术。北京电子管厂从生产电子管转为晶体管，从低频转为超高频，从仿制转为自行设计。冶金工业优质钢和合金钢的比重，从1961 年的20%提高到 1964 年的70%以上，生产了模具钢、轴承钢、不锈钢、耐热钢等品种，有色金属、精密合金已经批量生产，并轧制成了板、管、丝、带等多种材料。北京钢丝厂在钢铁学院的帮助下，生产出加稀土铁铬铝合金丝，填补了我国冶金制造的空白。化学工业成功试制了多种超纯物质和发光材料等重要产品。北京无线电一厂在清华大学的帮助下，1963 年试制成功模拟电子计算机，1965 年又试制成功20 阶的中型模拟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机电工业开始成批生产高精度磨床、中型坐标镗床、质谱仪、中型光谱仪、精密天平、精密电表等精密设备，并生产出了2.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和我国第一套自动控制空气压缩机装置。212型越野车也投入生产。纺织工业从以低支纱、低中档产品为主，转变为以高精产品为主。玻璃和塑料加工行业取得了很大进展。塑料制品得到了广泛应用。光学玻璃眼镜片的质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这些都为北京工业继续向更高水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5］

　　（二）一些“高精尖”工业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生产的高级精密产品，如半导体、无线电、光学仪器和精密仪器仪表、自动化元件、精密机床、精密合金和有机合成材料等，成为国家急需的短线缺门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满足了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许多关键元件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许多重要零部件均由“718厂”生产。［16］将第一颗原子弹托举起来的铁塔是北京金属结构厂生产的，此铁塔是无缝钢管自立式铁架，共有8647个构件。［17］

　　（三）提高了北京工业产值和劳动生产率，优化了北京工业生产结构

　　1965年，北京工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本的降低、利润的完成都是196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965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59.2亿元，和1961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4.1亿元，劳动生产率增长28%，利润总额增长2.3亿元。57

　　经过大规模的工业调整，北京工业结构得到优化，支援农业的生产资料和轻工业、手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有所增长。1960 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比重为62.1%，生活资料的比重为37.9%。到1963 年上半年，生产资料的比重下降为51.1%，生活资料的比重上升为48.9%。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手工业品的生产总值，1962 年比1961年增长13%。［18］40多种日用工业品的产量绝大多数都有较大增加，满足了群众吃穿用的基本需求。1965年和1960年相比，化肥产量增长了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4.9倍，机井数量增加了8.8倍，每年用于制造农业机械的钢材都在1万吨左右。在产量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产品质量也有显著的提高。1965年，根据对地方工业896种产品的分析，达到和基本达到技术标准的（即一二类产品）占98%以上，其中优质和一类品达64.9%（1961年占19.2%，1963年占50.6%）。科学技术力量也得到加强，在29个地方工业科研机构中，1958年以后成立的有26个，占90％。全市有38个中央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和57个工厂、地方研究所开展了科研、教学和生产“三结合”的接力赛，研究项目有140多项，其中不少具备五六十年代的先进水平。这些都为北京工业继续向“高精尖”的方向前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8

　　四、启 　　示

　　20世纪60年代北京发展“高精尖”工业尽管有一定的探索性质，且具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北京工业发展的一些特点和规律，对当前北京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北京工业不能走贪大求全的道路，必须突出北京优势，适应城市定位的要求

　　20世纪60年代，北京市委汲取了“大跃进”时期的教训，理性分析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定位和优势，决定走出一个“不是求大，而是求高”的发展路径，积极发展“高精尖”工业，大力压缩非“高精尖”工业基本建设项目和企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对北京工业发展方向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当前，中央赋予北京市“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要求北京市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努力解决“大城市病”。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北京工业更应该适应首都城市定位的要求，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走出一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环保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北京工业应该面向全国，瞄准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发展“高精尖”工业

　　20世纪60年代，北京在经济调整过程中，生产了一批“高精尖”产品和国家急需的短线缺门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拥有强大的技术力量，智力资源密集，应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发展“高精尖”工业，集中力量生产一些具有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抢占科技研发制高点，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服务。

　　（三）北京工业应适应新形势、新变化，采取多方面措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20世纪60年代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是中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时被动进行的一次经济大调整，经过调整，北京工业生产结构更加合理，发展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当前，北京工业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要充分认识到调整的必然性以及调整中孕育的新机遇，采取淘汰落后产能、中低端产业，搬迁关闭一些不适合北京发展方向的工业企业等措施，下决心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着力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发挥优势、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取得大的成效。

　　［参 引 文 献］

　　《当代北京工业》，北京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8）》，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480页。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办公室编：《工业基本建设资料（1958年9月18日）》，北京市档案馆：001-016-00065。

　　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办公室编：《工业基本建设资料（1960年3月17日）》，北京市档案馆：001-018-0019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页。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0）》，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中共北京市委工业工委、北京市经委研究室：《彭真与北京工业》，《北京党史》2002年第5期。

　　郑天翔：《回忆北京十七年》，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0页；《当代北京工业》，第8页。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1）》，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889~890页。

　　《市委有关工业、交通方面的报告、通报和华北局的批示、关于讨论大庆石油会战经验的简报》，北京市档案馆：001-005-00431。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4）》，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609页。

　　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地方工业两年来的调整情况和今后三年调整意见的报告（草稿）》，北京市档案馆：5-1-658.

　　《刘仁传》，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20~421页。

　　《刘仁传》，第425~426页；中共北京市委工业工委、北京市经委研究室：《彭真与北京工业》，《北京党史》2002年第5期。

　　《中国新地标借奥运走向世界　798成北京新名片》，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olympic/news/2008/08-28/1363448.shtml，2015年12月8日。

　　李觉等：《揭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9746551.html，2015年12月2日。

　　中共北京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工业前两年调整情况、问题和今后三年调整意见的提纲（草稿 · 1963年8月28日）》，北京市档案馆：001-017-0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