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在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中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当代史研究事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得到迅速发展，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当代史理论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当前，中国当代史研究面临的总体状况，与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评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状况时所指出的情况有着类似之处，那就是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等都不少，但“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1］ 尤其应当看到的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对象本来就是中国的历史，而且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要解读这个领域的问题，构建这个专业的理论，我们应当最有发言权。然而在实践中，情况也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差不多，即我们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两相比较，更加显得不太相称。

　　2015年年底和2016年年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都论述了关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问题，而且都谈到话语权和理论创新的问题。他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1］“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2］而“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1］把上述讲话贯通起来，可以看出这样的逻辑关系，即要加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力，必须取得话语权；要取得话语权，必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构建这三个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理论创新，哪怕是阐明一两个道理，创造一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不断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原创性；而要做到理论创新，就必须以问题为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以上两篇讲话面对的是中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和全国党校系统，但其精神我认为同样适用于中国当代史研究，同样应当成为加强当代史研究的理论创新，构建当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行动指南。对于中国当代史研究来说，当前需要发现、筛选、研究、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有一个问题我认为是必须面对、必须重视、必须回应的，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我们党的挑战。

　　近些年来，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新中国历史和新中国领袖、英模人物的攻击、丑化、污蔑，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学术机构、学者已经做了不少理论创新的工作，形成了一系列主体性、原创性的话语，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例如，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观点；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的观点；提出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关于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虽有很大差别，但二者本质上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绝不能将它们彼此割裂、相互对立”的观点。这些话语业已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同，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流；即使在国际上，凡持公正态度看待中国的人士，对此也是认同的。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在许多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还有很大市场，对一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还有相当的迷惑性。究其原因，除了其中夹杂许多谣言和诡辩外，也与其鼓吹者制造和散布的许多涉及理论问题的谬论有关。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层面上批驳和揭露这些谬论的任务。当然，理论上的问题与实践上的问题一样，都不可能一劳永逸。老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跟踪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鼓吹者的动向，不断回应其中带有理论性的问题，以揭示其荒谬性，教育受其蒙蔽的群众。做这样的工作不会轻而易举，要取得成效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过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

　　这就告诉我们，要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形成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用马克思提倡的这种精神阐明能说服群众的道理，就要做到理论彻底；要使理论彻底，就要善于抓住问题的根本；而要抓住问题的根本，就要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主体性、原创性的话语。事实说明，在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有许多问题是需要通过也是完全可以通过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谬论来实现理论创新，形成主体性、原创性话语的。

　　比如，在如何看待新中国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编造其原因在于毛泽东主观上急于搞社会主义，攻击这是决策失误，使国家走了弯路。抓住这个问题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决策不仅不是领导人主观意志的产物，相反是党中央从当时国际国内客观形势出发、不失时机做出的正确决断；不仅不是什么决策失误，相反是为中华民族追赶世界先进工业国抓住的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不仅不是什么使国家走了弯路，相反是为了使中国由落后农业国尽快变为先进工业国而抄的一条近路。

　　再如，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总是把这说成是什么违背了“普世价值”和“西方宪政”，是“不合法”的、“不民主”的。抓住这个问题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坚持共产党领导不仅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而且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更是大多数人民主的实现形式。

　　再如，在如何看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竭力宣扬“告别革命”论，故意混淆时代特征和时代性质的区别，并将执政与革命的关系加以割裂和对立，胡说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鼓噪共产党“要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抓住这个问题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和平与发展只是当今时代的特征，而时代的性质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共产主义虽然不能很快实现，但决不等于它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我们不能因为党执政了就抛弃革命理想，而应当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做“革命的执政党”或“执政的革命党”。

　　再如，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鼓吹者为掩盖国际资本和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分裂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故意抹杀阶级斗争客观存在的事实，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这个问题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不仅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本身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我们对这股思潮的批判就是同国际资本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

　　像以上这些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搅乱是非、颠倒黑白的问题还有不少，针对这类问题进行研究，并加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仅能起到驳斥谬论、说服群众的作用，而且有助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理论创新，促进中国当代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形成。这里不过是举几个例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正义的事业，道理在我们这边。只要有理，经过努力总会说得出，说出来总会传得开。我们应当拥有这样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1］他在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还说：“在西方和国内一些人鼓噪下，不少群众受到蒙蔽，一些党员、干部的认识也发生了偏差。”“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别人乱说我们一通，如果我们不及时加以澄清和纠正，就会以讹传讹，反倒让世人觉得我们输了理似的。我们要主动发声，让人家了解我们希望人家了解的东西，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对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2毛泽东当年也说过：“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4］可见，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不断发现、研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揭露这股思潮的欺骗性和反动本质，向群众解疑释惑，帮群众明辨是非，既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发挥自身社会功能的体现，展示资政、育人、护国作用的机会，也是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理论创新，形成主体性、原创性话语的难得机遇和有效途径。

　　当然，中国当代史研究要更多地形成主体性、原创性的话语，更大范围地取得话语权，最根本的还是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号召的，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做到这些，仅仅揭示一两条规律、提出一两种学说、阐明一两个道理、创造一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进一步明晰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发展战略，健全中国当代史的教育体系，促进中国当代史研究评价体系的科学化，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人才队伍的素质，等等；并要进一步解决对于构建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基础意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中国当代史如何分期、如何编撰？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史的主流、主线、主要经验？如何使中国当代史研究突出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特点，主动与相关学科结成同盟军？如何认识和发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社会功能？等等。而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说到底是如何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在这些方面，国史学会将一如既往地履行联系、团结和服务中国当代史学界的义务，发挥好学术团体的作用，与学界广大同仁一起，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促进中国当代史研究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而不懈努力。

　　［ 参 引 文 献 ］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9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10页。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