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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兆辰】关于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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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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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1]历史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历史学学科体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是每个史学工作者都应当关注的问题。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指出:“在对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问题上,绝大部分同志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定的。同时,也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1]习近平指出的这些问题在史学领域也是存在的,也是历史学工作者需要高度重视的。

  长期以来,总有一种摆脱、取消、淡化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指导作用的观点、主张、做法存在。有的人在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发展时,不加区分地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都看作是极“左”的政治产物,是教条主义的史学,是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产物,实际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只是起了负面作用;有的人通过批评旧的哲学教材对唯物史观的阐释,认为传统唯物史观的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如果以这种唯物史观做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难以继续保持在中国的主流地位,而只能沦为一个史学流派,因此提出要“超越”唯物史观;有的人由于中国新时期以来工作重点发生转移,不再强调阶级斗争,于是否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还有人在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力时否定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在一些历史研究成果中,已经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指导作用,也不再探讨有关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列宁在19世纪末就曾经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2]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获得了一大批历史学家的衷心信服并在研究工作中自觉运用。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家都是终身信奉唯物史观的,他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范例。有的历史学家最初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感受到它的魅力以及在解释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坚信唯物史观是最科学的、最有效的历史观。何兹全是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的学生,师从陶希圣;毕业后曾留学日本,曾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历史系和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工作,直接受傅斯年的指导;40年代后期又留学美国。这样一个学术背景应该说对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利,但他回国以后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晚年时,他曾对来访的青年学者说:“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仍然是观察社会历史最科学、最有力的理论。西方的东西有它进步的地方,但它没有经过辩证法的过滤、提高,这正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史学家应该从事的工作。你们应该用辩证法来总结西方的史学思想,这样的话,20年后,中国的史学思想会超过西方的史学思想。”他真诚地对年轻人说:“如果你们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对辩证唯物论接受得还不够,还要多学习学习。”[3]这样的观察与思考,这样亲切真诚的教诲,反映了老一代史学家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信。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历史学研究,正是因为它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至今没有任何其他的理论可以超越。列宁曾经指出:“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2](p.50)今天依然是这样。当然,由于百年来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必须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来的学术理念和方法,

  形成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是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问题。中外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个时代的史学、每一个思想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史学、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思想传统下形成的史学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众多史学家的努力下,经过时代思想、理论、观念、方法的不断冲刷、提炼而逐步形成的。古代希腊罗马史学的话语体系与西方中世纪史学的话语体系不同;同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体系与中国进化论思想、实证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史学话语体系也不同。每一种话语体系都有自己形成、发展、凝结、更新的过程。

  李大钊是最早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史学研究的学者,他最早指出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历史学可以上升到科学地位:“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4]这里,李大钊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历史学联系在一起,从本质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特点。李大钊认为,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是“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是“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4](p.280)这里,“整理事实”可以用各派历史学家共同认可的有效方法;而“理解事实”进一步解释事实,就要靠各派历史学家自己的话语体系了。

  一种史学的话语体系,既然是一种“体系”,就不会是简单的一种观点、一种概念、一种方法,核心内容是其历史观,如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此外,还应该包括解释历史、说明历史的主要的理论、观点、概念、侧重点以及研究方法,等等。这种话语体系往往会在一些大型的史学编纂工程中运用和体现出来,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1940年主持编写了著名的《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以后,范文澜修订了这部通史,使其成为多卷本的中国通史。从1954年到1963年,他不断修改这部通史的“绪言”,使之成为这部通史编撰的指导思想,如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等等。这些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20世纪40~6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

  改革开放以后,白寿彝主持编撰大型的中国通史,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酝酿,到90年代末全部出齐。参加编撰的学者有几百人,这么大型的史学编纂工程必须要有一个指导思想,也就是话语体系。1989年出版的《中国通史·导论》涉及了9个方面的内容,即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在最初讨论导论的提纲时,曾经涉及12个方面、346个问题,经过整理和归纳形成了最终的9个方面。这说明,话语体系的形成也是要经过一番讨论、筛选、提炼和归纳,最后形成一些要着重说明的问题,这就是基本的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中,在批判“欧美中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如吴于廑的“世界史宏观理论”提出:“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5]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会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而充实、完善自己的内容。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不断总结自己的发展历程,汲取其中优秀的思想成果,顺应时代发展和学术发展,形成自己崭新的话语体系。

  必须从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中吸取营养,

  使这个史学体系更具有中国特点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民族性,这是中国史学在两千年来的史学发展实践中逐渐积累、升华出来的,是史学遗产的作用。

  白寿彝指出:“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对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的基础上来进行工作。”他说:“马克思主义没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历史学不可能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没有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过去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尽管过去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有好多正确思想,我们还是应该发掘,应该阐述、应该发展,从而丰富我们的史学思想。”[6]

  在历史理论方面,我们可以从史学遗产中找到很多能够借鉴的内容,而在史学理论方面,我们可以从史学遗产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如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求“通”的特点,应该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司马迁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历代史家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出于这种对“通”的追求,中国史学史上出现了一批求“通”的大家。在司马迁的影响下,唐代有杜佑的《通典》,宋代有郑樵的《通志》,元代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世称“三通”,体现了古代史家求“通”的底蕴,如果把这“三通”加上刘知几的《史通》、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则合为“六通”,更加彰显中国史学求“通”的精神。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继承这种精神,不仅要通上下古今,中国与周边、与世界也要通;不仅从历史学的视角要通,与其他社会科学、考古学、文字学甚至自然科学相关联的视角也要通。再如,中国史学遗产中具有“以史为鉴”的传统,讲求“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历代史家都把“经世致用”作为研究和撰写史书的重要原则;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的方针,这些依然应该是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继承的传统。史学不能“经世”,不能为当今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建设服务,这样的史学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史学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史家培养、造就自身必备素养的标准,即“史德”、“史学”、“史才”、“史识”,从刘知几到章学诚再到梁启超,对此都做过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史学家中已经形成了共识,并且以这些标准来衡量、检验史学自身的工作。这些标准无疑对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史学讲求秉笔直书,这不仅是对史学家的道德的要求,也是具体的历史撰写的实际操作的要求。南史氏和董狐成为中国史家追求直笔精神的先祖。清代乾嘉考证学家提出的“实事求是”考史理念,就是要以记载和考证历代典制与事迹的真实为己任,然后写出尊重真实事实的信史。这种学风为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今天,我们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不能放弃这种精神。

  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体裁形式,从纪传体到编年体,从典制体到纪事本末体,到现代又出现了综合体。当然,我们对这些体裁运用的同时也并不排斥来自西方的章节体。历史研究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史书撰写的形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这应该成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特征。

  中国史学在阐述历史内容时的表述形式、表述风格也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应该保持自己的特点,突出自己民族的风格,不应为了去和国际“接轨”,而使中国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的中国版。如中国史学著述在阐述理论问题时,往往是“未尝离事而言理”,即不脱离历史事实来阐述理论性问题,虽然思辨色彩不突出,但是这样会使读者感到比较亲切,这是中国史学有别于西方史学的一个特点,即言简意赅、平实易懂。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站在世界史学的高度,吸收

  国外史学的丰富成果,建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体系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不仅要弘扬中国传统史学的积极内容,而且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和具体的历史内容。它不仅仅为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前天、昨天和今天服务,视角也应扩展到整个世界。有学者提出:“今天,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密不可分,中国已不再是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旁观者,也不再是国际秩序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抗日战争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洗雪国家耻辱、恢复民族自信,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当今世界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中都不难看到中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国作为影响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之一,必须对现代世界有真切的了解。”[7]要了解世界的今天,也必须了解世界的昨天。正如习近平在给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所说:“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8]因此,我们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目的和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指中国的历史,也包括世界的历史。它具有中国特色,但又具有世界的眼光。

  首先,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考察世界历史、阐释世界历史时必须坚持自己的思想武器和话语体系。我们应该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史学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但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更不能放弃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去与西方“接轨”,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受制于人,丧失学术尊严和民族自信。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1]

  其次,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要更多地关注人类的命运、国际形势的变迁,从历史的视角阐释这种变迁。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的突破。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很不安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全球性的问题日益突出。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多次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9]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近年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习近平曾经说过:“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10]只有清醒地认识到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际国内现实,才能够激发起中国学者研究历史的热情和责任感。如从2000年起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彭树智主编的13卷本《中东国家通史》,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中东国家通史,对国内来说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一项巨大成果,对国际史坛来说,也体现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坚持自己的话语体系,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批判。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高校的世界史学者经过近10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多卷本的《世界历史》[11],这是一部专题研究与编年相结合的通史著作,包括理论和方法、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八卷,科学地回答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揭示了人类历史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也在此基础上概括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该书还广泛使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汲取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表现出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世界历史的独特理解,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探索,也是对世界历史阐述上的一个创新。

  再次,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善于从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成果中吸取营养,丰富和提高我们自己的研究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史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不断被介绍到中国,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理念就引起了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问题意识、长时段、比较方法、社会史、心态史等都对中国学者有很大启发。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应该是封闭的,应该积极参与和国际史坛的交流对话,争取在各国学者共同关心的史学课题上有自己的发言权。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

  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

 

  

  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坚持我们党繁荣发展艺术和学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1953年,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正是针对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不同观点。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的总结讲话中说:“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12]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同样需要学派、呼唤学派。2004年12月23日,习近平在浙江省社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浙江历史上出大师、出传世之作,将来也完全有可能出大师、出传世之作,出现以大师为统帅的学科学派,提高浙江哲学社会科学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提高浙江的文化软实力。”[13]“以大师为统帅的学科学派”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历史上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今天,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是不是可以有学派?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缺乏讨论,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不应该有学派。在他们看来,1949年以来的学术史,是学术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无论哲学、史学或一切社会科学都不可能有所谓“独立学派”的产生。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由于研究理念、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上的差异,形成学派是很自然的事情。如侯外庐学派把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开辟了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或刘泽华学派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开拓了一系列重要领域,如政治哲学、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政治思维方式、思想与社会互动等。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白寿彝学派高度重视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学遗产,在继承和弘扬这些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建立有民族特点的史学。

  笔者认为,在当代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强调学派意识对于推进学术研究是有好处的。承认学派的存在,鼓励不同学派的学者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开展争鸣,这不仅有利于发挥领军人物学术理念方面的积极因素,并且能够不断地推动学术的创新与发展,对于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结构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在史学领域里已经有了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这样三个一级学科,在这三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三级学科也在逐渐完善,这个体系对于学术的发展非常重要,如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人才培养、资金投入等方面都要依托这个学科体系。但是,仍然有一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很难在这个学科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有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恰恰是史学发展的亮点,但是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因此,需要不断完善这个学科体系,使历史学得到健康、蓬勃的发展。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面向今天的社会实际,

  主动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

 

  

  我们所说的应对挑战,大体上包括两种:一种是属于学术范围内的挑战,另一种是非学术性的挑战。

  2016年春节前后,笔者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家和进行了一次访谈,主要谈学术发展与应对挑战的问题。他认为回应挑战与学术创新、学术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人类历史就是在不断回应各种各样的挑战,而逐渐在创新中发展起来的。学术研究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需要积极发现并回应挑战,在克服困难中前进”。他说:“我是把回应挑战当作学术能否创新的关键问题”,“这里我所说的挑战,是就其深层意义而言的,不仅是指人家向我们发起的挑战,而且更为重要或者说更深层次的,是我们必须能够自己向自己提出挑战。”他举了一个例子,谈他如何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以史为鉴”的一段话中引起的回应挑战的意识。1959年,他在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他的思考——“人们惯以历史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刘家和说:“这是不是对于‘以史为鉴’说的直接挑战呢? 我想他的话并非不值一驳,不理不行。问题在于如何回应……我觉得黑格尔那一段话里有合理之处,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刘家和指出,黑格尔认为对于历史教训人们有自己的选择自由,这话的确不错。在殷、秦、隋等王朝因拒不接受历史教训而灭亡的同时,还有周、汉、唐等王朝因乐于接受历史教训而兴起。怎么能说没有人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呢?所以,黑格尔在这里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讨论还在经验的层面,黑格尔是在经验分析论证中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刘家和是从1959年开始读黑格尔的著作的,到2010年才将他的观点正式发表,这中间经过了50年的思考。他认为,中国人完全可以站在理论思维的高度上与西方学术大师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是平等的、理论性的、富有启发意义和建设意义。他的文章在理论上回应了黑格尔对于“以史为鉴”的挑战。他说,如果不回应,“以史为鉴”的理论就会彻底被颠覆,我们中华民族四千年的文明史也就这样被颠覆了。回应这个挑战应该是我们中国史学工作者担负的神圣使命![14]刘家和这种敢于面对权威、积极应对挑战的精神是值得中国年轻一代学者学习的。如果我们认真思考,西方学者提出的值得我们回应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果我们能够善于发现这些问题,并能积极应对,这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面前,另一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来自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这种挑战有时也打着“学术”的旗号,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几乎都遭到它们的攻击和否定;对一些正面历史人物,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甚至革命烈士、英雄模范、民族英雄也遭到污蔑和丑化;相反,一些反面人物却被美化、翻案。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习近平曾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15]因此,我们要认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增强同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坚定性、自觉性。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不可能一两个回合就能最终胜利,必须有长期斗争的打算。同时,在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要不断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民族特点并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史学,这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发展就必须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上述两种挑战,不论哪一种都是要认真对待的,如果我们不去回应他们的挑战,就等于是默认他们所说的是正确的、合理的、符合客观事实的,而回应这种挑战,不是简单地扣几个帽子就可以解决。刘家和回应黑格尔的挑战用了50年的时间来思考、准备,而这个过程也是发展理论、创新理论的过程。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能够经受并积极回应各种挑战,才能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完善,使自己学术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达到更高的水平,同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战斗力。

  [ 参 引 文 献 ]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邹兆辰:《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页。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总序。

  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83~385页。

  于沛:《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学习“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札记》,《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265页。

  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

  邹兆辰:《再谈挑战——访刘家和教授》,《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