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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伟】协调发展:对发展问题的哲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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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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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统筹协调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方法”,“也是衡量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1]自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后,[2]协调发展被赋予了新的理论内涵和时代要求,具有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意蕴,尤其是哲学意蕴。对协调发展问题准确、全面地把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协调发展是认识发展问题和把握发展观的一把钥匙

 

  

  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发展理念则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这一点,在《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以及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等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协调发展既是解开五大发展理念思想内核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党认识发展问题和把握发展观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一)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发展理念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之所以说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因为经济社会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本身就要求区域协同、城乡一体,要求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同步、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这些恰恰是客观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坚持不懈地推进协调发展,也恰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

  之所以说协调发展理念充分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是因为它是在充分尊重客观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讲求的是对立统一,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经济社会矛盾关系中追求发展布局、发展关系、发展空间、发展要素、发展环节、发展进程上的协调性,反对的是极端发展、孤立发展、片面发展、单一发展,是客观要求在主观认识上的完整体现。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就必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在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着力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这些是在实践中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遵循。

  (二)协调发展是认识发展问题和把握发展观的一把钥匙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众多有关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内部各管理机构中各种元素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论述,其中不乏对矛盾关系“协调一致”问题的关注。我们党讲协调发展由来已久,并始终把统筹协调作为实践探索和认识总结的一把关键的钥匙。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善于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出发,对这把钥匙有着深刻的把握和独到的运用。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战略。”[3]翻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可以看到,我们党始终把协调发展和协调理念摆在突出的位置,把统筹兼顾、全面发展既作为发展手段,又作为发展目标。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谈到经济“平衡”问题时,就提出了“统筹兼顾”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针,他指出:“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4]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生活问题、工作问题、经济性质的问题、政治性质的问题、文化性质的问题。所谓问题,就是矛盾,世界是充满了矛盾的。今天你们提的问题,就是矛盾,就是不协调,摆得不平衡”。[5]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明确主张从协调、平衡角度解决矛盾和处理问题。习近平在阐述协调发展理念时还特别提到了毛泽东“统筹兼顾”的思想和方法,推崇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通过普遍联系观点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所表达出来的协调发展理念与战略。[3]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经提出,实施试办经济特区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就是为了将来“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6]他在谈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小康社会目标问题时也强调了“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6](p.143)的重要内容。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醒人们既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也特别强调:“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6](p.375)这些都表明邓小平对发展速度与协调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特别关注。

  进入新世纪以后,江泽民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与人口资源环境不相协调的突出问题,着重提出“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要求全党在“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过程中,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既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又要抓紧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着眼于未来,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江泽民特别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并提醒大家“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7]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紧紧抓住“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8]把协调发展问题“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解决改革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不够协调的问题,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事业协调发展。在提出并阐述科学发展观深刻内涵的时候,胡锦涛清醒地认识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他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发展规划中加以体现,在工作部署中加以落实,不断提高各级干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9]在制订“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过程中,胡锦涛都特别强调要“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10];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好各方面重大关系,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11]。

  上述认识反映了中央领导集体在认识发展问题和把握发展观上,对协调问题的高度重视,正如习近平所说:“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对协调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3]

  五大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

  蕴含着整体性和协调性的哲学思维

 

  

  在当今中国,协调发展理念又融入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哲学意蕴。要理解这种意蕴,首先就要完整理解五大发展理念这个集合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建议》,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提出了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新思路,其中最突出的理论成果是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整体,既集中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发展经验,也反映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一)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整体性思维

  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发展观念,而是一个相互依存、有机联系的整体,是一个集合体。《纲要》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必须贯穿于‘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12]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也特别强调:“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全党同志一定要提高统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13]这一观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矛盾统一体的运动过程,必须从统一体角度、从整体角度看问题,从整体内部不同事物、不同部分、不同侧面以及发展的不同阶段之间的有机联系看问题。理解五大发展理念,首先必须从整体观出发。

  看到整体、看到系统是理解五大发展理念的前提,它们之间是内在有机联系的、相互协调的整体,不是孤立存在的。而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也必须从整体、系统入手,“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13]

  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整体性思维,反映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整体性把握。因此,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要采取全面系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既不能孤立地来看,更不能孤立地运用。

  (二)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也蕴含着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协调性思维

  辩证法在解决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时,既强调观察事物的整体性,也强调而且尤其强调抓住社会实践中矛盾关系的协调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讲究从实际出发的协调性思维,注重统筹协调。五大发展理念,针对的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不协调、不平衡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辩证思维和协调性思维。

  协调发展理念更突出地体现了五大发展理念中蕴涵的协调性思维,它是由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出来的。协调发展,着重解决的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其他发展理念也蕴含着丰富的协调性,如创新发展着眼于解决发展动力不足的矛盾和问题;绿色发展着眼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不协调、不和谐问题,注重的是发展的可持续性、永续性;开放发展着眼于解决内外联动中存在的复杂矛盾和新问题;共享发展着眼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和由此产生的突出矛盾。

  总之,五大发展理念体现出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思维,充分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作为一个整体,五大发展理念之间也存在一个协调的问题。要构建这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的协调,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统筹兼顾”。习近平在阐述如何“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时,特别强调要从“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上着力,[3]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五大发展理念着重讲的是方法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方面的认识总结,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驾驭复杂局面、处理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方法论表达。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维。五大发展理念,是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协调发展理念着眼矛盾、关系全局

 

  

  协调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中一个既重要又特殊的理念。除了前面提到的五大发展理念中从整体上蕴含着协调性外,协调发展理念在五大发展理念中有着它的独特个性,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矛盾的特殊性。

  (一)协调发展理念针对的是事物发展的矛盾性

  协调的对象,是相互存在矛盾的事物;协调的着眼点,是事物发展中的矛盾关系。协调发展理念是事物的矛盾性在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上的一个重要反映。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复杂多变以及矛盾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等真理,充分地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尤其体现在建设进程的攻坚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所面临的难题和矛盾更为复杂多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每推进一步都伴随着复杂矛盾不断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都考验着我们对矛盾的认识、把握和处理的水平,考验着我们统筹协调矛盾关系的能力。

  习近平曾指出:“在处理复杂经济利益关系和各种社会矛盾中,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十分重要。方法对头,事半功倍,方法失当,事倍功半。” [14]他推荐领导干部和党组织重温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毛泽东在文中谈道:“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15]协调发展理念强调的就是要在看到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善于抓住矛盾的特殊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联系的观点、系统的观点分析矛盾和解决问题,运用统筹协调的方法,抓住中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兼顾其他。

  习近平在谈到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特别强调要抓住矛盾普遍存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客观事实,强调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16]这就告诉我们,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就必须深刻把握辩证的发展观,从矛盾的客观存在和规律性角度来寻找突破口,谋划发展,使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走向协调、走向健康。

  (二)协调发展理念着眼的是事物发展的整体性

  协调的出发点,关键在于事物整体间的相互联系。协调的范围是整体,协调的方式是发挥整体效能,协调的目的是增强发展的整体性。我们党提出协调发展理念,正是从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出发的。“协调发展增强发展整体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举。办成一件事,需要协调;推进一项事业,需要协调;成就一番伟业,更需要协调。”[17]只有从全局和整体观察问题与思考问题,才能妥善协调关系和处理问题,也才能推进事业的成功。《建议》和《纲要》都明确指出:“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这里清晰地表明,协调发展问题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是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在发展观上的反映。

  从另一个角度讲,协调发展理念主要关注的是人、自然、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三者之间是互为发展条件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内部只有相互促进、相互协调,才能良性运行、健康发展。这种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反映在人与社会之间,就是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门类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反映在人与自然之间,就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因此,协调不协调的问题,反映的是整体内部的关系是否健康的问题,协调发展理念表达的正是发展观上的全面性和整体性。

  (三)协调发展理念解决的是事物发展的平衡性

  协调发展的目标是补齐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也就是要使事物及其矛盾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习近平在谈到“十三五”规划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时强调:“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必须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他提到的突出短板有“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习近平提出:“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18]可见,协调与平衡是在解决不平衡的矛盾关系时共生共进的一对孪生兄弟,“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3]如果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突出的不平衡的短板,肯定是不协调的。提出协调发展理念,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协同、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等突出的短板,解决这些方面平衡发展的问题。《建议》也是从平衡性角度阐述协调发展理念的,第四部分标题即为“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其中指出:“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2]

  从另一个角度讲,辩证法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尤其在领导工作中,处理的就是平衡性问题。习近平谈到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提高领导艺术、创新工作方法时,特别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角度讲过协调发展理念的平衡性内涵,他说:“要讲辩证法,坚持两点论。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转型、体制转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在解决一些矛盾和问题时往往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因此,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能非此即彼,要用辩证法,要讲两点论,要找平衡点。”[19]习近平多次谈到过毛泽东提出的学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其中所蕴含的意思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治国理政理念,从事物发展的平衡性着眼解决复杂矛盾。

  由上可知,协调发展理念中蕴涵的矛盾性、整体性、平衡性问题,充分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状态与主观认识之间的相互呼应关系。协调是与和谐、同步、平衡、健康以及一体化、可持续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区域平衡发展、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同步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与社会健康发展等,都体现出协调发展的丰富内涵,都需要解决矛盾性、整体性、平衡性问题。

  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更加复杂的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思考了有关协调发展的问题,习近平特别强调:“新形势下,协调发展具有一些新特点”。这些新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协调发展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要看到发展优势,又要看到制约因素和短板,要破中有立;协调是短板和潜力的统一,协调发展就是要在找出并补齐短板的基础上挖掘潜力、增强发展后劲;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协调发展也不是要搞平均主义,而是更加注重机会公平和资源配置均衡;等等。[3]

  对协调发展问题,习近平始终高度关注并有独到的见解。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协调问题重要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既在重大的战略思路、战略举措以及思想方法问题上讲协调,又在具体的行动指导和工作方法问题上讲协调。比如,在战略思路和战略举措上,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20]“当前,中国正在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规划了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20](p.19)他还特别强调要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20](p.17)又比如,在行动指导和工作方法上,他提出:“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不断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21]他不断强调要着力推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等等。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具体工作层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如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持续推进东、中、西、东北地区“四个板块”的协调发展,等等。[22]

  总之,理解协调发展理念是深入了解五大发展理念的一个突破口。“协调是成事成功的一大规律、一把‘金钥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的一大核心理念”,“协调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协调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是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升华”。[17]习近平在谈到能否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时也特别指出:“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3]在充分理解和准确把握五大发展理念集合体内涵的前提下,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协调发展理念的特殊意义与作用,对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没有协调发展,就谈不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协调发展,也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参 引 文 献 ]

  习近平:《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政策瞭望》2006年第1期。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页。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 ~ 462页。

  丁伟:《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 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人民日报》2003年3月10日。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 ~ 397页。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0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1年12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16年3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人民日报》2016年1月1日。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摘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031/c40531-23388958.html,2016年5月20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坚持协调发展——“五大发展理念”解读之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1日。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550页。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求是》2013年第1期。

  国务院研究室编写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