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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功 王亚萍】英国、美国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作  者
赵学功 王亚萍
发表/出版时间
学科分类
成果类型
发表/出版情况
2018 第四期
PDF全文

[摘?要]与英国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所奉行的政策大为不同,1958 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发

生后,麦克米伦政府从一开始就几乎完全站到了美国一边。在英国决策者看来,英美关系的重要性远

远大于对华关系,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将恢复并加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置于

最优先考虑的地位。因此,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英国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更为有限。英国在

公开表示支持美国政策的同时继续宣扬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致使中英关系的发展陷入僵局,揭示

出英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性和英美“特殊关系”的复杂性。

[关键词]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英美关系?麦克米伦政府?中英关系

[中图分类号]K27;D6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18)04-0100-11

对于发生在 1958 年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以下简称第二次台海危机),国内外史学界已有

较多研究,特别是对美国政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于英国在此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却关注较少。国内有学者认为,第二次台海危机前后英国的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危机的后期

“英国开始明确对危机的政策立场,倾向于同美国保持一致”。多数论著除了批评英国在台湾问题

上的两面立场外,对其奉行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因大都未加以剖析。

[1] 本文主要利用英美两国的有

关档案资料,就其对此次危机的反应和政策进行探讨,以揭示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冷战的复杂性。

1957 年初麦克米伦就任英国首相后,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关系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其中

最为明显的就是着力恢复并加强与美国的关系。1956 年 10 月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不仅对英美

关系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同时也使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受到削弱。麦克米伦认为,英

国要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因此,他上任后在外交方面采取最为主要的

举措就是想方设法弥合英美双方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在麦克米伦看来,英国虽然承认了新中

国,但这并没有给它带来多少益处,反而是“吃了亏”。在其任期内,英国对华政策变得愈发消

极,中英关系的发展陷入了僵局。1957 年 3 月和 10 月,英美领导人分别在百慕大和华盛顿举行

[收稿日期]2017-12-05

[作者简介]赵学功,教授,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300350;王亚萍,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世界

近现代史研究中心,300350。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核武器与美国对外关系研究”(12BSS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英国、美国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 101 ·

会晤。英国政府确认,英美关系的性质是“相互依存”,双方将在政治、经济和防务等问题上最

大限度地协调政策,保持一致。英国领导人对两次会晤的结果非常满意,认为英美关系是“世界

和平的基石”,双方将共同承担起维护西方世界安全的主要责任。英美还在东亚问题上达成协议:

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英国承诺支持美国的政策,美国则同意将香港纳入“共同防

御”的范围之内,双方将组建相应的小组对此展开研究。

[2] 英美在对华政策上如此一致,以至于

1958 年夏,麦克米伦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会谈时甚至没有涉及有关中国的问题。英国外交部

的一份报告乐观地估计,近期“中国问题”将不会再成为影响英美关系的因素。

[3]

1958 年 8 月 23 日,为了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由蒋

介石集团占领的金门、马祖。台海局势的紧张使英国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麦克米伦

在日记中写道:“在我们看来,中国无可争辩地拥有这些岛屿”,但是,“如果我们背弃美国人(我

是指道义上的,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实际的帮助),那将对我要竭力重建和加强的友谊与联盟是个

重大的打击”;如果支持美国,则远东、中东国家以及印度的反应“可能是十分危险的”。不仅如

此,英国议会和公众也将对政府改变几年前的公开立场的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无可奈何地表

示:“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处境”。即便如此,麦克米伦还是致函艾森豪威尔,称虽然以往英美在沿

海岛屿问题上的立场不尽相同,但“我最为关心的是,我们两国不能产生或表现出任何的意见分

歧”,并表示要设法引导英国的舆论对美国的政策给予支持,哪怕“最坏的事情发生”。这就确定

了英国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的基本立场。

[4]

8 月 30 日,英国驻美公使霍德与美国代理国务卿赫脱就台海局势进行会谈。霍德表示,英国

对中国沿海岛屿的政策同第一次台海危机时一样,“英国政府对由于守住沿海岛屿而引发战争深

感痛惜,这种状况在英国最不受欢迎”,“对英国政府来说,难以在这个问题上为美国的立场进行

辩护”,并对美国干涉可能造成的后果表示担忧。赫脱认为,中国的战略就是继续封锁和切断对

沿海岛屿的供给,以此来摧毁国民党守军抵抗的士气和能力,中国占领沿海岛屿将会使国民党军

队遭受严重损失。美国的政策则是:一方面通过向国民党提供更多的装备来提高其守住沿海岛屿

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强美军在该地区的力量,支持国民党守住沿海岛屿。赫脱认同英国与苏联进

行接触,但同时强调不要给人以“是受美国指使的印象”。霍德向外交部报告说,美国将最大限

度地控制国民党的行动,其对沿海岛屿的政策仍然是“防御性的”。

[5]

美国国务院通过驻英使馆了解英国民众对美国在台海地区使用武力可能做出的反应。驻英大

使惠特尼电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即使美国使用常规武器攻击中国大陆上的目标,也会遭到英国

公众的强烈谴责,美国的行动不会得到英国工党、自由派人士甚至是保守党的支持;倘若使用核

武器,则英国公众的反应将会对美国更为不利。在他看来,鉴于英国在香港的利益,麦克米伦不

可能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6]

为了取得英国的支持,杜勒斯致信麦克米伦,强调帮助国民党守住沿海岛屿事关西方世界在

远东的“防线”,并认为如果美国要进行干预,不使用数枚原子弹难以奏效,因为美国要面对的

是庞大的中国军队。他表示,这一前景虽然“令人沮丧”,但美国必须面对,因为美国的整个军

事体系越来越认为一旦发生冲突,使用核武器将是“正常的”。他希望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英国

政府都能够同美国站在一起,因为“任何分歧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7]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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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门的国民党守军的粮食、弹药、燃料补给很快被解放军的炮火切断。1958 年 9 月 4 日,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等人商讨台海形势,认为如果美国退缩,将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金

门、马祖、台湾的“丢失”将会严重危及“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反共壁垒”,韩国、

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亚、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将可能完全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之下,甚至具

有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也会“落入中苏的轨道”。

[5](pp.131~133) 美国领导人认为,这些后果将是“巨

大的和灾难性的”,会比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大陆所产生的后果更为影响深远和不幸”。他们还

认为,美国如果对沿海岛屿进行干涉,就“不得不冒更广泛地使用核武器的风险,甚至冒全面战

争的风险”。杜勒斯声称,如果仅仅因为世界舆论的反对就不使用核武器,美国就必须调整其整

个防御态势。他说:“当我们决定将核武器包括在我们的武器库之内时,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使用

这些武器所包含的政治和心理上的危险”。同日,杜勒斯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对金门、马祖等

沿海岛屿进行军事干涉。

[8] 应国民党方面的一再要求,从 9 月 7 日始,美国军舰开始为驶往金

门的国民党运输船只护航。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发出进行武力干涉的鼓噪。9 月 6 日,副总统尼

克松发表演说,表示美国准备“协助”国民党军队守卫金门、马祖,使之不受“进犯”,这不是

在扮演“纸老虎”的角色,因为“所牵涉的不仅仅是金门和马祖,而是自由世界在整个亚洲的地

位”。他威胁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设想他们能够在这次冲突中使用武力而不会冒这次冲突蔓延

开来的严重危险的话,那末我认为他们的计算是大错而特错的”。杜勒斯在 9 月 9 日的记者招待

会上强调,美国决不会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做出让步,否则就将处于一种更大的危险之中,严重影

响美国的安全利益和世界秩序。艾森豪威尔于 9 月 11 日也发表电视广播演说,指责中国是“好

战的”和“具有侵略性的”,旨在“消除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切阵地”,并称美国“不会

有任何姑息”,否则就会重蹈“慕尼黑事件”的覆辙。

[9] 9 月 4 日,美国空军副参谋长莱梅公开访

台。17 日,美国海军在金门开始部署可以发射核弹头的 8 英寸榴弹炮。27 日,空军部长道格拉

斯宣布,美军已经做好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准备。

[10] 一时间,台海地区局势骤然紧张。

美国政府的强硬政策令麦克米伦大为震惊:一方面,他认为美国的政策不可能得到英国以及

印度、马来亚等英联邦国家舆论的支持,杜勒斯所建议的行动很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

奏”。另一方面他又确信,如果美国及其盟国表现出犹豫、软弱,则整个远东的“反共防线”就

会崩溃,并波及中东和欧洲,“这将成为另一个慕尼黑”。麦克米伦向美国政府建议,避免战争的

最好办法就是谋求这些沿海岛屿的“非军事化”,这可以由英国或其他国家在联合国提出,并可

私下与苏联讨论这一问题。在他看来,苏联也不希望因为中国沿海岛屿而发生一场战争。不管中

国是否接受这一方案,对美英来说都是有利的,并可以获得那些中立国家的支持。

[11]

尽管对局势的发展深感忧虑,英国政府仍对美国的政策给予了大力支持。英国内阁认为,维

护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对英国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牵涉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而

且也事关英国在香港、马来亚及缅甸的利益。同时,如果英国在远东不给予美国相应的支持,则

英国、美国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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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就不可能帮助英国维护其在中东的地位。

[12] 麦克米伦让机要秘书转告外交部远东处处长道

尔顿:不论是接受媒体采访还是私下与美国人或其他人谈话时都不要批评美国,或是重申 1955

年所持的立场;也不要过多地强调沿海岛屿的法律地位,或是指责国民党在这些岛屿驻守重兵这

一错误;“重要的是,同美国站在一起符合相互依存的利益,为了不让我们的对手感到安慰和受

到鼓励,即使在私下也不要对美国处置局势的正确与否提出质疑”。

[13] 外交大臣劳埃德也要求外

交部官员“必须小心谨慎,避免对美国政策做出任何公开的批评”。

[14] 道尔顿随后在与美国驻英

使馆官员会谈时表示,尽管英国政府不认同美国在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立场,并确信国民党加

强在沿海岛屿的军事存在是错误的,但不会将双方的分歧公之于众;英国的政策是对美国的行动

既不给予支持也不反对,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同时将努力寻求缓和紧张局势的办法。

[15]

与此同时,鉴于中国不可能接受联合国的调停,英国政府也在考虑可由印度或者是直接由英

国驻华代办与中方进行磋商。但不少官员认为,此时印度、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密切,而与苏

联接触则较为可行,建议向苏联政府强调,中国对沿海岛屿的行动势必会导致美国的军事干涉,

从而有可能引发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敦促苏联劝说中国保持克制,以防事态失控。

[16]

英国政府内部对美国的政策以及英国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应扮演何种角色有着不同的看法。

外交部负责东南亚事务的高级专员麦金塔表示支持美国的政策,认为如果国民党丢掉金门,对其

而言将是一场政治和军事灾难。但大多数官员对此并不以为然,曾经担任英国驻华代办、时任外

交部助理次官的欧念儒认为,美国的政策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从最坏的角度看,美国的政策

可能导致战争;从最好的角度看,也不过是把中国军队从沿海岛屿吓跑。但这种成功仅仅是暂时

的,只要国民党仍驻守沿海岛屿,危机注定还会不时以严重的形式爆发”。在他看来,英国处理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也应在今后继续采取这一政策,不应低估英国对美国政策

的影响作用。他认为,英国应明确向美方表示,不会支持其在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的政策,敦促

美国向国民党人施加压力促其从沿海岛屿撤军,因为这些小岛对西方而言没有任何战略价值。他

指出,英国在此次危机中之所以不愿意采取上述政策,是由于存在着以下看法,即“我们必须尽

可能在一切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即使是我们认为他们的政策是错误的”,“这被认为是由于相

互依存的原则而我们必须履行的一种责任”。欧念儒认为,英国所奉行的这一政策是“不切实际

的”,不符合英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利益,甚至也有违美国自身的利益。他警告说,目前沿海岛

屿地区的局势极为危险,甚至蕴含着爆发一场大战的可能。倘若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军队从沿

海岛屿撤离,这固然对其声誉是一个打击,但可为解决远东问题创造更好的条件,不仅消除了爆

发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而且也有助于美国开启转变政策的进程,使其对远东问题采取一种更具

现实性的态度。

[17] 外交部常务次官米勒也认为台海局势极为严峻,英国应该尽一切所能缓和美

国的强硬政策,主张对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并努力帮助美国找到摆脱目前困境、缓和局势的具

有建设性意见的办法。在他看来,倘若英国因为担心触犯利益“相互依存”的原则,而采取一味

屈从的态度,则英国就很难劝阻美国不要采取一种注定会给西方国家造成重大后果并导致英美关

系极度紧张的政策。

[18] 英国驻北约 A

代表罗伯茨爵士批评英国的政策是“无效的、不诚实的和有

A 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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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尊严的”,“不能保持英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盟国的影响力”。他表示,英美在沿海岛屿问

题上意见不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英国仍继续在这一问题上保持缄默,就会使其他国家

对英国的政策产生误解,并造成严重后果。他不赞成英国率先公开与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分

歧,赞成在保持沉默与带领盟友反对美国之间采取一种“中间立场”,从而能够影响美国的决策,

以避免一场“大的灾难”。

[19]

道尔顿认为,英国政府在与美国、英联邦国家或北约国家进行磋商时,不能采取“美国的做

法都是正确的、英国必须给予支持”这种简单化的立场。他主张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必须坦诚相

见,如果英国放弃了原来对沿海岛屿的立场,不仅其他国家会提出疑问,而且美国人也会“吃定

了我们”,从此以后英国的态度就不再受到关注。因此,道尔顿强调,在公开场合应严格遵循不

批评美国这一立场,但在私下的讨论中应根据情况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与美国驻英使馆官员会

谈时,他明确表示不同意美国对台海局势的判断,认为中国并不像美国所说的那样“咄咄逼人”,

准备在远东采取行动。在他看来,尽管从长远来说中国希望收回台湾、香港和澳门,扩大其在

亚洲的影响,从而对西方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对外政策还是相当谨慎的,

力图避免与西方国家发生任何直接的冲突。根据他的判断,中国很可能不会真的以武力夺取沿海

岛屿。他建议,英国应该尽其所能谋求沿海岛屿局势的和平解决。这一看法与英国驻华代办威尔

逊大体相同。威尔逊一直认为美国决策者过分夸大了中国对西方所谓的“威胁”,认为中国是愿

意通过外交渠道谈判解决问题的。

[20] 英国驻台湾淡水“领事馆”的官员认为,美国和台湾方面

都过分夸大了金门、马祖的重要性;实际上,如果国民党军队自动撤离,不仅不会影响反而将有

助于加强台湾的防御。

[21] 外交大臣劳埃德虽然同意不公开批评美国的政策,但同时强调英国应

尽力影响美国的决策,缓和其强硬立场,以便使其能够获得世界舆论的广泛支持。

[22]

英国军方领导人认为,不论是台湾还是沿海岛屿对西方国家来说都没有什么军事价值,即使

中国解放台湾,也不会危及西太平洋地区“防御链”的有效性,反而有助于加强西方的防御力量。

但同时军方也承认,一旦国民党失去台湾,很可能在政治上对东南亚地区造成一系列连锁影响,

从而削弱英国在该地区的地位。

[23] 英国国内民众普遍对美国的强硬政策表示反对,对台海局势

深感担忧。工党领导人盖茨克尔致函麦克米伦,对美国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忧心忡忡,建议麦克米

伦尽快访美,当面向美国领导人阐明,美国在沿海岛屿地区的战争行动不会得到英国的支持,阻

止美国在远东贸然行动。

[24] 英国国内不少和平组织、宗教组织、妇女组织和工会领导人都认为

英国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包括紧急呼吁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金门和马祖地区使用战

术核武器、联合国应立即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等,尽最大努力对美国施加影响。

[25] 还有不少英

国民众以个人名义谴责美国政府的冒险行为,要求麦克米伦应对美国施加最大限度的影响,敦促

其从沿海岛屿撤军,并公开阐明如果美国在东亚发动战争,英国不予支持,决不能因为美国的鲁

莽政策而使英国陷于危险境地。

[26]

尽管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英国政府对美国的政策还是公开给予了支持。在麦克米伦看来,

如果英国不这样做,等于是中了中国的“离间计”。1958 年 9 月 12 日,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继

续坚持英国并没有为保卫金门、马祖或者台湾“而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种类的义务或诺言”,但

同时也表示对目前台海局势感到遗憾,因为“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希望用武力来解决沿海岛屿问

英国、美国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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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发言人称:“应该估计到真正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

目前的问题不是沿海岛屿现在或将来的地位问题,而是这种性质的争执是否应该用武力来解决的

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强烈地支持美国的态度”。

[27] 米勒在致英国驻法国大使杰布的信中明确

表示,虽然在私下交换意见时英国不想给人留下对美国人唯命是从的印象,但在公开场合决不能

让人误以为英美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从而授人以柄,这只能给英美关系造成伤害,而使对手感

到欢欣鼓舞。

[28] 但英美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弥合。劳埃德致信杜勒斯,一方面承诺

应防止在沿海岛屿问题上英美之间产生任何公开的分歧,并表示同意杜勒斯对中国在远东的“威

胁”所做出的判断,确信杜勒斯所称的远东“遏制线”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指出,由于国民党占

据了金门、马祖,这条“遏制线”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削弱了,一旦“防守”沿海岛屿需要

的哪怕只是战术核武器,由于连锁反应英美所要冒的风险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国民党军队能

“以合理的方式”撤出沿海岛屿,那就会加强而非削弱蒋介石的地位。至于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

在劳埃德看来,将问题提交给安理会或联大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不会参与这种讨论;即便

国民党接受了沿海岛屿“非军事化”的安排,中国大陆方面是否接受也值得怀疑。因而,目前唯

一的出路是重视华沙会谈并提高会谈的级别。

[29]

美国显然对英国的立场感到不悦。杜勒斯于 9 月 12 日再次致函麦克米伦,为美国的政策辩

解,称如果美国害怕中国的“挑衅”,并由此丧失颜面,其影响将是深远的,“会从南部的越南一

直扩展到北部的日本和韩国”。他承认,美国并不满意目前的处境,因为美国一直认为如果国民

党调整其军事部署,其军事地位就会得到加强,也就不会在沿海岛屿上下如此大的赌注了。他认

为,要在这一地区实现“停火”,就要说服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军,美国过去曾多次劝说蒋介石,

但都没有成功。

[30] 同日,杜勒斯在与英国大使加西亚的会谈中进一步重申了美国在沿海岛屿上

的强硬立场。他表示,目前西方国家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苏两国试图依

赖不断增强的力量在世界各地进行“试探”,美英必须将沿海岛屿问题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看

待。他认为,中国并不想把沿海岛屿的进攻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但目前局势最为糟糕的是,他

们成功切断了国民党对沿海岛屿的补给。在他看来,中国对待重开大使级会谈的态度颇为从容,

并不着急。因此,美国并不期望可以从大使级会谈中得到任何建设性的东西。杜勒斯强调:“自

由世界”在远东的防线是极为脆弱的,面对共产党强大的“扩张压力”,保持这条线的完整是“一

项艰难和细致的工作”,“若在防线上出现一个缺口,则整个防线就会崩溃”。他重申,如果西方

国家“给世界留下我们害怕共产党的印象,并在他们的威胁下退却,那么自由世界在远东地区的

防线就会瓦解”。

[31] 英美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协调与美国的政策,劳埃德受命于 1958 年 9 月下旬出访美国,就台海局势与美方进行

磋商。临行前,麦克米伦对劳埃德说:美国政府目前显然受到来自其盟友的一些伤害,“我希望

不是来自我们”;他们现在感到,“当他们是自由世界真正的保护者的时候,却被视为是侵略者,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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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今后会产生非常危险的后果”;“美国国内对政府的批评可能会增加美国政府的烦恼,他们目

前正面临着类似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情形,在国内遭受批评,在国外得不到支持”。因而,“我们

必须竭尽全力给他们一种友谊的感受”。

[32] 显而易见,根据这样的指示,劳埃德的访问不可能取

得什么积极的成果。在与美国领导人会谈时,劳埃德表示,英国完全支持美国的立场,即沿海岛

屿不能以武力来解决,只能通过谈判,并再次提出了提升中美会谈级别的问题,或者举行一个有

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印度参加的国际会议,商讨缓和远东紧张局势。艾森豪威尔表示,鉴

于美国民众强烈反对中国,杜勒斯不可能与周恩来坐在同一张桌子前,也不可能举行五国会议。

在杜勒斯看来,在何种级别上进行谈判无关紧要,并认为提高谈判级别的时机尚不成熟,难以取

得实质性进展。至于英国提出的“台湾中立化”建议,艾森豪威尔也认为不切实际。如能同蒋

介石达成某种安排,使国民党能体面地从金门、马祖撤军,那么他将非常高兴,但美国很难从目

前的局势中脱身,“自由世界必须保持对台湾的控制”,否则,就会在岛屿防御线的中间形成一个

断裂。艾森豪威尔认为,英国应和美国一起找出一个“可以接受的合理的解决办法”。

[33] 杜勒斯

还向劳埃德表示,如果使用常规武器不能有效地阻止中国对沿海岛屿的进攻,美国只能动用核武

器。或许让劳埃德感到欣慰的是,艾森豪威尔在与其谈话时对于核武器的使用有着不同的看法,

认为仅仅为了战术意图不可能动用这类武器,要用的话只能用来实现战略意图。

[34]

与美国磋商未果,劳埃德又转向苏联。英国这样做实出无奈,其内部对于是否应与苏联接触

一直有不同意见。不少人认为,与苏联接触是不明智的,弊大于利,会被看作是“示弱”,有利

于苏联分裂英美关系。麦克米伦担心英国此举会被苏联视为英美之间出现了分歧,特别告诫劳埃

德事先必须征得美国同意,并且在与苏联方面会谈时一定要首先强调英国在道义上全力支持美

国。

[35] 9 月 24 日,劳埃德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纽约举行会谈。他表示,尽一切努力来缓和远

东的紧张局势符合英国和苏联双方的共同利益,希望苏联能够对中国施加影响,使其保持克制,

称中国试图以武力来解决沿海岛屿问题的行动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并

威胁说美国对危机的应对是认真的。劳埃德的软硬兼施并未奏效,葛罗米柯的态度非常明确。他

表示,苏联在当前的危机中对中国施加任何压力都是不可想象的,强调危机的发生完全是美国一

手造成的;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中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36] 尽管如此,英国并没

有放弃通过苏联来缓和中国立场的想法,仍考虑由麦克米伦私下致函苏联领导人,请其发挥影响

以促成沿海岛屿问题的协商解决;或者直接向苏联驻英大使建议,希望苏联能够对中国施加影

响,促其放弃使用武力。

[37] 在英国外交部看来,解决危机的最佳办法或许就是通过私下斡旋促

使中美双方逐渐改变自己的立场。英国显然也认识到自身并不适宜扮演这一角色。

[38]

英国在此次台海危机中可以选择的余地其实并不大。除了尽力劝说美国人不要采取极端行动

外,对美国的决策并没有什么影响。就连英国是否劝阻以及何时劝阻美国不要在台海地区使用核

武器这一问题,劳埃德也感到“需要非常仔细地考虑”。除了对美国可能使用核武器表示担心外,

英国政府并未明确表示反对。通过会谈,劳埃德对美国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确信杜

勒斯等人正尽一切努力来防止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他电告麦克米伦说:“如果我们试图对他们

过去和当前的政策对错与否进行说教,其结果只能激起他们的极度不满,并使他们更不愿意听取

我们的建议”。如果英国那样做,将会改变目前英美关系的“整个性质”。在他看来,“迄今为止

英国、美国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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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理同美国人关系的政策是正确的”。

[39] 麦克米伦迅速回复道:“他们越感到孤独,我们在

目前和将来对他们的友谊就愈发重要”。

[40] 在此情形下,尽管国内有不同的政策主张,但致力于

恢复和加强英美“特殊关系”的麦克米伦政府除了支持美国之外,不会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9 月 25 日,麦克米伦就台海局势发表声明,强调英国“愿意帮助用外交谈判的方法谋求”争端的

解决,“警告不要宣扬英国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称“我们应该谨慎小心,不要上

共产党人的当,共产党人的目的一向是分裂自由世界”。他同时再次表示:美国既没有要求英国

在台湾地区给予军事支持,英国也没有做出这种承诺。

[9](p.2802)

1958 年 10 月初,英国外交部将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概括为以下内容:不论英国和美国在沿海

岛屿的“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有何分歧,或是对国民党派重兵驻守沿海岛屿的错误有何意见,

英国同意与美国一道谴责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来改变沿海岛屿的地位;虽然英国并不认同美国对中

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也不赞成其有关国民党守住沿海岛屿对西方世界维持在远东的战略防御线至

关重要的主张,但英国认为“屈从于胁迫”将会产生深远影响;英国希望找出办法让美国在体面

的情况下能摆脱困境,并且使其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英国虽然欢迎任何旨在降低紧张局势的举

措,欢迎中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不会迫使或教导美国如何行事;英国不想给人留下英美之间

存在分歧的印象,从而使对手感到欣慰或受到鼓舞。

[41] 因此,尽管随后英国仍多次试图说服美

国敦促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军,将沿海岛屿问题与台湾问题分开处理,但都遭到美国决策者的拒

绝。英国对美国的决策已影响甚微。

不仅如此,在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后期,英国领导人多次公开指责中国在解决台海危机问题的

立场是“完全不灵活的”,中国坚持主张“使用武力”来改变目前台海地区的局势是“极端危险”

的,而美国则希望“和平地处理这一问题”,并称一旦美国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将会在远东和

东南亚造成严重后果,美国或许会放弃它已经在这一地区“承担的巨大责任”。不仅如此,英国

继续宣扬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11 月中旬,劳埃德在议会就台湾问题发表讲话时表示:由

《波茨坦公告》重新肯定的《开罗宣言》只是一项说明共同目的的声明。“这两个文件都是在只有

一个单位声称代表中国的时候签订的。自从那时以来,在中国发生了内战,关于现在谁代表中国

政府的问题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台湾问题“现在已经成为牵涉到一些国家的一个国际问题”,光

是提到《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9](p.2961)

与英国对第一次台海危机所奉行的政策大为不同,麦克米伦政府从一开始就几乎完全站到了

美国一边。在英国决策者看来,英美关系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对华关系,特别是经历了苏伊士运河

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将恢复同美国的关系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这就决定了英国对美国政府的

影响注定更为有限。而且,与第一次台海危机相比,由于美国此时并不需要英国在联合国一同采

取行动,这也使得英国领导人缺少了可以影响美国决策的砝码。麦克米伦的私人秘书曾坦率地承

认,在解决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英国实际上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建议。

[42]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8 年第 4 期

· 108 ·

尽管麦克米伦、劳埃德等人反对美国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使用武力,但在公开场合却对美国

的政策给予了积极支持。不仅如此,此时英国领导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认为中国

比苏联更具“冒险性”,更难以应对,根本无意与英国建立并发展“良好的关系”。因此,英国对

华政策的目标是尽可能维持现状,避免双方关系恶化。1958 年 11 月初,劳埃德在与加拿大总理

迪芬贝克会谈时重申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等人所信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宣称如果美国在

中国的“武力威胁”面前做出让步,那么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将完全丧失,并引发连锁反应,导致

国民党政权垮台,从而使那些在印尼、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的海外华人转向中

国大陆,成为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第五纵队”,最后连印度、日本等国家也难以幸免。

[43] 英国外

交部负责东南亚事务的高级专员斯科特爵士也向杜勒斯表示,反对美国承认中国,并称如果允许

中国进入联合国,对整个世界和联合国而言将是“糟糕的一天”。

[44]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在努

力寻求各种途径以阻止美国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使用武力,敦促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英国领导

人深知,一旦中美开战,英国的处境将变得更为困难。

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实际上,还在 1958 年初,

中国领导人就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英国的不满。2 月 10 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中国是愿意同英国改善关系的,但是绝不会默认或者容忍英国

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如果英国不改变它对待中国的两面态度,中英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受

到不利影响。

[45] 2 月 25 日,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工党议员哈罗德 · 威尔逊时不无遗憾地表

示:“日内瓦会议后中英关系应该有所改善,但自从我同艾登先生谈话后,快四年了,这种希望

没有达到”。他同时还说,如果英国帮助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就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46]

鉴于麦克米伦、劳埃德等人多次公开宣扬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支持美国的侵略政策,

1958 年 11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抨击英国“是在极力支持美国对中国台湾使用武力,

并且跟着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劳埃德之流公然纵容和支持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挑衅政策,只能

证明他们是美国的帮凶”。评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对英国这种“极不友好的表示”不能不感到

愤慨。

[47]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严厉谴责英国政府在制造“两个中国”活动方面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露骨,更加恶劣”,其长期以来对中国采取的两面派手法的实质是

敌视中国。社论指出,英国政府不惜背信弃义,充当美国的帮凶,自以为最善于玩弄狡猾的外交

手腕,以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英国政府的意图是,利用英联邦的所谓 “影响”,制造舆论,替美

国长期霸占台湾寻找“法律依据”,使台湾海峡地区长期保持目前的紧张局势,以利于维护英国

的殖民利益,并有利于“挽救一下像破船一样下沉的大英帝国”。社论指出:“英国政府应当知道,

中国人民决不会容许英国在台湾问题上慷他人之慨,卖空买空。损人者未必能利己。英国甘心充

当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政策的帮凶,只会使它自己在远东以至全世界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社论最后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天经地

义的事。不论是美国,不论是英国,不论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让中国人民放弃自己的领土主

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人民决不容许制造‘两个中国’。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办不到的事,

英帝国主义用阴谋诡计也同样办不到。奉劝劳埃德之流还是头脑清醒一下,不要弄巧成拙,自讨

苦吃。”

[48] 毋庸置疑,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消极立场使得中英关系不可能向前推进。

英国、美国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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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执政后提出要构建英美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幻想借助美国的实力维护英国不断

衰弱的国际地位,确保其自身利益,并对美国的外交决策施加一定的影响。诚然,英国一直主张

美国应从中国沿海岛屿地区脱身,不希望中美兵戎相见,但就第二次台海危机中英国的政策以及

英美之间的交涉来看,英国对美国决策的影响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时英

国的对美外交尚有一点独立性可言,那么到了这一时期英国所做的只是一味屈从。这一事件再次

揭示出英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性、英美“特殊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英国实力的有限性。

[?参?引?文?献?]

[1]戴超武:《美国的政策、英美“特殊关系”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兼论联盟关系对美国外交决策的作用

和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 年的中

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81 页。

[2]Chi-Kwan Mark, “Defence or Decolonisation?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Hong Kong Question in 1957”,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33, No.1, 2005, pp.65~66; E. B. Geelhoed and Anthony

Edmonds, Eisenhower, Macmillan, and Allied Unity, 1957~1961, New York: Palgrave, 2003, pp.14, 24.

[3]Anthony Gorst, Lewis Johnman and Scott Lucas,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1931~1961,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232~233.

[4]Harold Macmillan, Riding the Storm, 1956~1959,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1, pp.543~544, 545; Peter Catterall

ed., The Macmillan Diaries, Vol.2,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12, p.154.

[5]FRUS, 1958~1960, Vol.19,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1996, pp.102~105.

[6]Victor S. Kaufman, Confronting Communism: U.S. and British Policies toward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134.

[7]FRUS, 1958~1960, Vol.19, pp.136~138; Dulles to Macmillan, September 4, 1958, PREM11/2300.

[8]FRUS, 1958~1960, Vol.19, pp.134~136; John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44.

[9]《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下,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689~2690、2712~2723、2728~2735 页。

[10]Appu Soman, 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 Conflicts, Praeger Publishers, 2000, p.182.

[11]FRUS, 1958~1960, Vol.19, pp.139~142; Macmillan, Riding the Storm 1956~1959, pp.548~549; Catterall, The

Macmillan Diaries, Vol.2, pp.156~157.

[12]Cabinet Meeting, September 8, 1958, CAB128/32, National Archives.

[13]Dalton Minute, “Situation in the Formosa Strait” , September 8 1958, FO371/133525; September 9, 1958,

FO371/133529.

[14]Millar Minute, September 10, 1958, FO371/133529; Steve Tsang, The Cold War’s Odd Couple, London: Tauris,

2006, p.144.

[15]Dalton Minute, “Situation in the Formosa Strait”, September 9, 1958, FO371/133529.

[16]Moscow to FO, August 30, 1958, PREM11/2300; Outward Telegram from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Situation in Formosa Strait”, September 3, 1958, FO371/133525; Dalton, “Situation in the Formosa Strait” ,

September 1, 1958, FO371/133535.

[17]O’ Neil Minute, “The Coastal Islands”, September 9, 1958, FO371/133529.

[18]Millar Minute, September 9, 1958, FO371/133529.

[19]Roberts to Dalton, September 12, 1958, FO371/133529.

[20]Dalton Minute, “Situation in the Formosa Strait” , September 8, 1958, FO371/133525; Wilson to FO, September 15,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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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PREM11/2300.

[21]Tamsui to FO, September 12, 1958, FO371/133529.

[22]Millar Minute, September 10, 1958, FO371/133529.

[23]Memo by Chiefs of Staff, C.O.S.(58)213, September 11, 1958, PREM11/2300; Millar to Roberts, September 23,

1958, FO371/133531.

[24]Gaitskell to Macmillan, September 15, 1958, PREM 11/2300.

[25]Vincent to Lloyd, September 3, 1958; Laughlin to Lloyd, September 8, 1958, FO371/133525; Ineson to Macmillan,

September 18, 1958, FO371/133535.

[26]Hammond to Macmillan, September 7, 1958, FO371/133525; Smith to Macmillan, September 10, 1958,

FO371/133530.

[2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下,第 2745~2746 页 ; FO to Washington, September 12, 1958, FO371/133532。

[28]Millar to Jebb, September 17, 1958, FO371/133539.

[29]FRUS, 1958~1960, Vol.19, pp.164~166; Lloyd to Dulles, September 11, 1958, FO371/133528.

[30]FRUS, 1958~1960, Vol.19, pp.175~177; Dulles to Macmillan, September 12, 1958, PREM11/2300.

[31]FRUS, 1958~1960, Vol.19, pp.168~171; Caccia to FO, September 13, 1958, FO371/133529.

[32]Macmillan Note on the Far Eastern Situation, September 14, 1958, PREM11/2300.

[33]FRUS, 1958~1960, Vol.19, pp.249~252; Lloyd to FO, September 21, 1958, FO371/133532; Lloyd to FO, September

23, FO371/133532.

[34]FRUS, 1958~1960, Vol.19, pp.216~217; Lloyd to FO, September 17, 1958, FO371/133530; Lloyd to FO, September

21, 1958, FO371/133532.

[35]Zulueta Minute, September 2, 1958; Macmillan Note on the Far Eastern Situation, September 14, 1958,

PREM11/2300; Lloyd to Macmillan, September 17, 1958, PREM11/2300.

[36]Lloyd to FO, September 24, 1958, FO371/133532; Zhai Qiang,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

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94~195.

[37]Cabinet Meeting, September 29, 1958, CAB128/32, C.C.73(58), National Archives.

[38]FO Minute, “The Offshore Islands and Formosa”, September 29, 1958, FO371/133538.

[39]Lloyd to Macmillan, September 19, 1958, FO371/133531.

[40]Macmillan to Lloyd, September 21, 1958, PREM11/2300.

[41]Far East Department, “Far East”, October 8, 1958, FO371/133538.

[42]Zulueta to Macmillan, September 6, 1958, FO371/133532.

[43]Chi-Kwan Mark, The Everyday Cold War: Britain and China, 1950~1972, London: Bloomsbury, 2017, p.62;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Lloyd and Diefenbaker, November 4, 1958, FO371/133544.

[44]Gorst, Johnman and Lucas,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p.243.

[4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57~1958

年卷)》,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4 页。

[4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

版,第 234 页。

[47]《劳埃德可以休矣!》,《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3 日。

[48]《斥英国政府关于制造“两个中国”的叫嚣》,《人民日报》1958 年 12 月 1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