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云】中共十六大与十三年的基本经验

［摘 要］中共十六大是在中国跨入21世纪、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之际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六大报告的一大特色，就是不仅回顾总结了十五大以来五年的工作历程和巨大成就，而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自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总结概括了十三年来的十条基本经验。重温中共十六大关于十三年基本经验的总结，对全面认识新中国历史、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共十六大 江泽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K27；D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19）05-0078-11

自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期间，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中共中央对认真总结十三年的基本经验高度重视，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启动之初即指出：“总结十三年的基本经验很重要，其实也就是总结我们贯彻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实践。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进行归纳。基本经验总结好了，是十六大报告的一大特色。”［1］在十六大报告稿征求意见和修改过程中，江泽民再次强调，总结好五年的成绩和十三年的基本经验，“对团结全党、振奋民心，鼓舞斗志、开创未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p.515）中共十六大高度评价了十三年的历史性成就，总结概括了十条基本经验。［2］ 2018年12月，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对于这十三年的成就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3］ 重温中共十六大关于十三年基本经验的总结，对全面认识新中国历史、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面临三种道路选择：一是改旗易帜，走资本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的邪路；二是封闭僵化，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三是坚定不移，继续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到底向何处去？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斩钉截铁地做出了明确回答：“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最近再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4］。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同时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全会要求全党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使它今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5］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全面论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实践基础和发展过程，并从九个方面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同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6］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中国共产党能否带领中国人民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再度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回答了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他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7］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称谓，并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大会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为主题，强调“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8］大会还通过了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的决议，要求全党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

正如中共十五大所号召的，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不断推进党的政策和理论创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之路。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199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初步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要求。［4］（pp.151~166）从中共十四大到十五大，中共中央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规划与部署，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9］ 为此，党中央确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2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思想。［4］（pp.511~513）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一系列文件，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也郑重地将“依法治国”作为一项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确定下来。［10］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更是将“依法治国”表述为“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8］（p.26）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今后十五年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11］ 成为中国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性文献。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建设成果，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上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8］（pp.16,17） 这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

中共十六大报告总结了十三年的基本经验，其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总结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实践经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
合”，［2］（pp.6,7） 合起来就是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坚持和发展。十三年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坚定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各方面改革。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2］（p.6）在十三年的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历史性进展，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还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影响，国内的改革与发展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一些疑虑，尤其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争论较大。江泽民高度关注这一问题，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4］（p.155）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澄清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扫除了国内对于改革和发展的种种疑虑。尤其是邓小平所强调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2］ 等观点，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并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4］（pp.198,202）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4］（p.226）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和基本框架。［6］（pp.452~476）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了。进入新世纪，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产品生产主要由市场决定，“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已全部取消，工业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只局限于木材、黄金、卷烟、食盐和天然气5种”；绝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商品和服务价格基本由市场形成，要素市场初具规模、市场环境不断改善。2000年，市场调节价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所占比例分别达到95.8%、92.5%和87.4%。［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国有企业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展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步伐加快，债转股、兼并重组等重大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国有企业活力明显增强。［14］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形成，宏观调控手段发生实质性变化。［13］（p.9）

与此同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13］（p.8）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重大成果。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把这个方针提升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15］ 中共十五大做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支持和引导股份合作制经济等决策，［8］（pp.17,19）对激发全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产生了重大作用。十三年间，各种所有制经济在改革中进一步发展。“到2001年底，国有资产总量达109316亿元，比1995年增长91.4%”；［13］（p.9）国有工业企业户数虽然由1989年的10.23万户减少到2001年的4.68万户，但是实现利润却从743亿元增加到2388亿元。［16］ 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与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一直居支配地位，并掌握了一批重大技术装备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在工业增加值中，1990年，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只有10%左右，到2002年，非公有制经济已超过1/3，对于活跃经济、吸纳就业等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3］（p.9）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相适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6］（p.17）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8］（p.21）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使劳动者所得的报酬与其对社会的贡献挂钩，使劳动者投入的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得到相应的回报，［17］从而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宪法第六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8］（p.711）这样，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

十三年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内政治、经济领域等都出现困难与风险。不论国内外发生什么情况，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内“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p.7）
从而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衰退、亚太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中，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经济贸易“制裁”，克服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两年降到4%左右带来的困难；90年代中期，有效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成功实现经济的“软着陆”；1998年，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取得抗洪斗争的胜利；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十三年间，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一是国民经济保持了稳定高速增长。“1990~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比改革开放前3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3.2个百分点。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相比，显得更加突出。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2.5%左右。” ［13］（p.2）二是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我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扩大。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比1990年增长近两倍，排名也由1990年世界第十位、发展中国家的第二位，跃升到世界第六位、发展中国家第一位”。“不少重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首位”。“国家储备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1989年只有55.5亿美元”，2002年 “7月底已增加到2465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粮食储备创历史最高水平”。“三是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技术改造，生产和管理的现代化程度明显提高”。“教育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国民素质普遍提高。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2001年达到16371亿元，比1990年增长了6.1倍”。 ［13］（pp.2~3）

十三年间，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成效。一是三次产业结构趋向协调。“这些年来，坚持巩固和加强第一产业、提高和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使三次产业结构逐渐向合理化的方向发展。2001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27∶42∶31调整为15∶51∶34”。二是农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是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四是服务业结构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基本解除。［13］（pp.3~6）

十三年间，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200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90年增长3.4倍，达到5098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90年的第十六位上升到第六位。吸收外资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1990~200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10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780亿美元。”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实现了由农产品和原材料为主，到以轻纺加工产品为主，再到机电产品出口为主的转变。2001年，中国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实施“走出去”战略有了一个良好开端。［13］（pp.11~12）

十三年间，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区域经济开始趋向协调发展。“1999年，江泽民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又多次对加快西部开发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按照中央的要求，编制了‘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13］（p.13）2000年以后，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重大项目相继开工，“退耕还林、天然林资源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试点等生态建设工程”加紧实施，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获得长足发展。［13］（pp.14,15）西部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济发展都有了新的变化，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十三年间，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初步形成。社会保险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取得初步成效。“到2001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达1.4亿人，是1990年参保职工的2倍”。［18］“到2001年底，全国97%的地市启动了基本医疗保险改革”。［19］ 失业保险制度改革从1999年起全面推行，到2001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14317万人”。［20］人民群众在面临年老、失业、疾病等问题时的基本需要有了保障。

十三年间，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连续上了几个大的台阶，中国人民千百年来衣食无虞的梦想成真，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990~2001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62%”，“200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0年实际增加了一倍多”。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为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条保障线”；在农村，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2001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800万，比改革开放初期减少2.2亿”。［13］（pp.20~22）

虽然到20世纪末中国社会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目标，但是这时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共十六大做出了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2］（pp.14,15）自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一个战略阶段正式确立。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这十三年能够取得突出成就，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p.8）密不可分。“治国必先治党”。中共中央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2］（p.6）这个根本问题，“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2］（p.8）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对于全党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的工程”的高度，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即“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1］ 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4］（p.403），并从思想、政治、组织三个方面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要求。

针对一部分干部在发展市场经济新形势下不注意学习和自我改造，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等问题，1995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明确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并指明“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22］ 11月，江泽民在北京考察工作时进一步提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应这样做，北京市更要起带头作用。”［22］（p.188） 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决定，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11］ 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今明两年要集中一段时间，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23］自此，“三讲”教育分期分批地全面展开。可以说，“三讲”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进行的一个新的创造性的探索”。［24］

世纪之交，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建设实际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1］（p.2） 5月，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时进一步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抓党的建设，同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总要求是一致的”。［1］（p.15）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1］（pp.264~299）“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丰富，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开辟了广阔空间。

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pp.8~9）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
俱进。

总之，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中共十六大，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局面，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从而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 参 引 文 献 ］

［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9页。

［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3］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4］《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120页。

［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7］王新庆：《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强调　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　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把我们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江泽民在讲话中阐述了四个问题：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党的建设　李鹏刘华清等出席进修班毕业典礼　胡锦涛主持》， 《人民日报》1997年5月30日。

［8］《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9］《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江泽民总书记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9月29日。

［10］李鹏：《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1996年3月5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96年3月19日；李步云：《依法治国的里程碑》，《人民日报》1999年4月6日。

［11］《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江泽民总书记作重要讲话 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党的十五大于明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1996年10月11日。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3］曾培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化（2002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回顾辉煌成就　展望美好未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系列报告汇编》，学习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市场经济篇）》，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

［15］《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16］《中国工业年鉴·2003》，中国工业年鉴社2003年版，第41页。

［17］求是杂志评论部：《行动的指南　奋斗的纲领：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红旗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18］《我国就业和社会保障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人民日报》2002年9月28日。

［19］《增加社会保障投入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人民日报》2002年12月23日。

［20］《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2年2月23日。

［2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22］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186页。

［23］《中共中央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1999年3月18日。

［24］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199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