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凯】自力更生与引进、消化相辅相成 ——1949~1978年中国科技发展回顾与启示

［摘 要］作为发展中大国搞工业化，新中国在自力更生的方针下，注重并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在此基础上努力创新，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自力更生方针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相辅相成的辩证思维方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科技发展 自力更生 引进 消化吸收 创新

［中图分类号］K27；G3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19）05-0206-13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成功的基本经验既遵循了大国工业化进程的需求共性，又坚持从后发国家独特的实际出发，科技发展方面的特点是在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引进吸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工业经济的完整体系（或产业链）。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自力更生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相辅相成，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元素。本文仅就此对1949~1978年中国的科技发展做一些历史回顾与分析。

一、自力更生方针来自处理内外经济关系

自力更生方针诞生于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1］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重申：“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2］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指出：“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2］（p.765）1945 年1 月10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3］同年8月1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
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4］

这表明，自力更生方针的诞生与处理中外关系、争取外援相联系。不是不要外援，而是在争取外援时将基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辩证思维方法在工业化建设中获得成功，在改革开放以后4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实现工业化必须引进科学技术

科技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落后是中国工业化的重大障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制约科技发展的因素很多，国内资源严重不足，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尽管如此，1949年10月31日，新中国诞生还不到一个月，毛泽东便亲自将中国科学院的印信颁给院长郭沫若。第二天，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这一举措在全国及海外华裔科技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科学院建立时，侨居国外的科学家大约有5000人。到1956年底，近2000名科学家回到祖国。到1955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已发展为840多个，科学技术人员增加到40多万人”。［5］

1955年，我国做出了发展核技术和核工业的决定。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5］4月，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发展尖端技术的问题，他从巩固国防安全的角度提出，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6］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由周恩来和聂荣臻等牵头，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制定了《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这一规划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5］，对新中国尽快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去，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令”。［5］

在科学技术落后的基础上，要实现如此宏伟的蓝图，必须借助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就技术而言，任何国家、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去重复研究别人早已研究成功并获得应用的技术，那样只会造成经济、技术、人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并且永远处于落后的境地。只有引进技术才有可能缩短时间，建立自身的研究开发系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三、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引进与消化吸收相结合

引进的技术通常包括两种形态：一种是物化形态的技术，如先进的设备、熟练的劳动力，专家、教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另一种是非物化形态的技术，如专利、商标和外形设计等产权技术，以及图纸、设计方案、技术说明书、技术示范和具体指导等专有技术。1978年以前，中国有三次成规模的技术引进，第一次主要从苏联、东欧国家引进，第二次和第三次主要从西方国家引进。这三次都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同时引进多种形态的技术，并将引进与消化吸收相结合。

（一）20世纪50年代的技术引进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起步的，突出标志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以“156项”重点项目为核心的工业基本建设。［7］

第一次大规模引进技术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下简称“一五”时期），我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数百套成套设备和数千套技术资料，是对设备、资金、人才、设计等物化和非物化形态技术的全面引进。在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经济建设的资金来源上，中国对外借款为36.4亿元，占“一五”时期国家财政总收入1354.9亿元的2.7%，其余来自国内积累。［7］

在遭受西方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新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对外贸易方式，获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其中，引进成套设备是引进技术的主要形式；此外，还通过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来引进技术。到1959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各国获得了4000多项技术资料。苏联提供的主要是冶炼、选矿、石油、机车制造和发电站等建设工程的设计资料；制造水轮机、金属切削机床等的工艺图纸；生产优质钢材、真空仪器等工业产品的工艺资料。东欧各国提供的主要是工业各部门和卫生、林业、农业等方面的技术资料”。［8］

“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的150项全部建成，历时19年”。［7］新中国通过引进与消化吸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技术，填补了在汽车、拖拉机、石油设备、化肥、喷气式飞机、航空发动机、坦克等领域的技术空白，提升了兵器、机床、铁路机车、桥梁、电工器材、无线电器件、合成橡胶、制药、纺织等许多领域的技术水平，实现了航空、核能、火箭、电子、自动化等现代科技的启动，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的困难条件下，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一五”时期新建、改建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从选择厂址、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一直到新产品、供给新产品的技术资料以及培训技术人员、接受留学生和实习生等多方面，苏东国家都给予了具体
帮助。［7］

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第一个贷款协定，金额为12亿旧卢布（折合３亿美元），年利率1%，10年内偿还。随后在1951~1955年，又先后与苏联签订了10个贷款协定，年利率为2%，偿还期2~10年。1950~1955年中国向苏联贷款总额为56.6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53.7亿元）。到1964年，中国提前偿清了全部贷款本息。这些贷款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抗美援朝和偿付苏联移交物资的费用等方面。［8］（p.47）

“‘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整个50年代属第一个阶段，工程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设的。”［7］中国1956年制订的《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9］，也得到了苏联的帮助，议定了一批两国共同进行研究的和由苏联帮助进行研究的重大科学技术项目。在掌握尖端科学技术、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苏联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如中苏两国1953年签定了《关于海军订货和在建造军舰方面给予中国以技术援助的协定》［10］和1959年签定了《关于在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协定》［11］，这两份协定“帮助中国获得了苏联首批海军技术，奠定了中国制造驱逐舰、核潜艇等现代军舰的基础”。［12］

1959年6月，苏联以和美英等国正在谈判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以及美苏即将举行领导人会谈为由，提出暂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3］
随后，苏联对中国的一些援建项目开始延缓。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苏联专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苏联将在华担负重要任务的1390名专家全部撤回国，同时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12项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联一系列蓄意恶化中苏关系的行为，不仅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中苏关系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顶住了巨大的压力”［14］，“156项”重点项目进入自主建设阶段。中国在吸收苏联此前技术援助的基础上，走上了独立研发核武器的道路。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5］

中国能够攻克“156项”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技术难题，成功完成剩余项目的建设工作，离不开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效。首先，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引进基础上的自主设计能力大大提高，“我国工程界已经学会了许多现代化的工厂、矿井、桥梁、水利建设的设计和施工，在设计大型机械、机车、轮船方面的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16］，并在大批引进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迅速组织起相关的队伍和机构；到1958年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中国已经能做到绝大多数建设项目靠自己设计。同时，我国机械设备和钢材的自给程度大为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我国已经能够自行制造一系列设备，虽然“我国建设所需要的机器和设备有百分之四十左右依靠进口解决”［17］，但已经改变了过去基本上依靠进口的状况；中国许多工业品已经开始出口，大批生产经营和经济管理人才成长起来。［18］由于在引进的同时努力学习、消化、吸收新技术，培养了自己的设计、生产能力，从而奠定了新中国初步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引进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1961年初，中共中央全面调整国民经济，以使之尽可能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大力加强农业和轻工业，首先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

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曾考虑扩大从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引进。中法建交后，他对来华访问的法国议员代表团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19］他甚至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 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日本……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20］毛泽东提出了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路子，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为尽快从经济困难中走出来，逐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加强农业和轻工业，化肥、农机等支援农业的工业和化纤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业受到重视，这就需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石油、化工、化肥等成套设备，以利于发展农业、轻工业。而当时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为过剩的商品和资本寻找出路，双方互有需求。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成立了成套设备进口五人小组，“由方毅（外办兼计委）、李强（外贸部）、张有萱（科委）、叶林（经委）、柴树藩（计委）组成，方毅为组长，柴树藩为副组长”，“小组的任务是在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的谈判和进口过程中，就各部门提出为外贸部和其他部门所不能解决的有关政策和工作问题提出意见，向总理和外贸三人小组作报告，并处理总理交办的其他工作。”［21］

从1962年起，我国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引进新技术。6月25日，国务院财贸办、国家计委和化工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报告，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生产维尼龙和合成氨先进成套设备。［21］（p.360）随后于1963 年下半年启动的成套设备引进工作侧重于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兼顾发展机械、石油工业等，反映出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国更加注重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和与之配套的工业技术以及国民经济中缺门、短线的新技术。［22］

1963年编制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全面发展科学技术的做法，本着“有先赶，有后赶；有所赶，有所不赶”［23］的原则，提出“集中力量解决中国经济建设中急需的、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在任务的安排上，着重打基础，抓两头。抓两头就是一头抓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一头抓配合国防尖端的科学技术。打基础就是要迅速提高工业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工业的技术水平，要迅速提高基础科学中许多有关学科的水平”。［9］（p.111）从1963年中国同日本签订第一个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开始，中国相继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9个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共84项。［24］

通过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和专利，学习和吸取发达国家许多有益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填补了中国科技空白，缩短了科研周期，增强了工业设计能力，完善了生产工艺等。为密切配合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的研究和试验，相关部门研制了品种众多、规格特殊、技术条件严格的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和大型设备等，如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高速照相机、氨分子钟、30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等，设计建造了像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成昆铁路、大型水电站和火电站、重型机械厂等成套设备，而且还带动了核电、航空、航天等相关领域科学技术的跳跃式发展。［22］

20世纪60年代成套设备和技术专利的引进，我们从西方发达国家学到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特别是怎样引进软件、怎样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等，都有益于70年代初期的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乃至后来的对外开放。后来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的很多骨干人才，不少是参与60年代初期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的人员，如这次引进成套设备和专利技术五人小组组长方毅、副组长柴树藩，成为70年代初期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的重要成员，参与了重大成套设备引进的谈判。［22］

（三）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引进

20世纪70年代初，一方面，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国内也开始部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扩大技术引进创造了条件。

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了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25］这是我国继“156项”重点项目、20世纪60年代技术引进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僵化封闭做法的突破。“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配套和改造，总投资约200亿元，兴建了27个大型工业项目，到1982年全部投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武钢在1.7米轧机投产后的1984年实现利税6.85亿元，比投产前的1979年增长1.66倍，引进的先进技术还在国内同行业中推广移植，推动国内轧钢、炼钢技术进一步发展。”［26］在“四三方案”的带动下，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项目、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项目，等等。［26］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全面开放做了准备。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从1978年初起，中国陆续派出了由谷牧、林乎加、李一氓等率领的多个中央考察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访问。［26］回国后，谷牧提出，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已经有很大差距，应当利用当前国外资金过剩的有利时机，扩大对外引进。这一建议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华国锋要求谷牧组织此次出国考察的人员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虚，以进一步统一认识。［27］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对外引进是重要议程之一。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介绍了引进的安排，提出了500亿美元的引进规模。［26］

1978年对外引进的规模大幅度增长，引进项目“签约58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26］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引进，大大突破了过去的引进框架，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

四、不能以牺牲主权为代价

在遭遇西方国家封锁的恶劣环境下，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来自苏联的技术和设备援助十分珍惜。尽管所有的技术和设备都是通过贸易形式交换取得的，中国却一直称之为“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在苏联的帮助下，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成功地实现了航空、核能、火箭、电子、自动化等现代科技的启动。［28］

然而在国防尖端技术上，苏联的援助并不可靠。1960年6月，我国派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两种导弹7个项目，1个大口径炮厂、3个配套的扩建项目的设计与设备供应期限问题。苏方采取了既不拒绝又不积极援助的态度：设计要在1961~1963年才能完成，设备要在1965~1968年才能供应，把建设时间拖到8年之久。虽经反复谈判，苏方始终坚持原来意见不变。这次谈判后不久，7月，苏联政府就照会中国政府，撤离全部在华专家并带走全部设计图纸。8月16日，苏联外贸部通知中国，停止与中国签合同，并对核子仪器、微波设备零件、电子管等已达成协议的商品提出撤销供应。苏联撤走专家，对中国的建设项目、科技合作、特种国防技术、和平利用原子能、与东欧各国合作的技术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大跃进”后已经严重困难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5］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先进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探索，中国是放弃还是继续坚持？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着抉择。得知苏联政府撤走专家后，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29］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再次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大无畏精神，绝不苟同苏方提出的与苏联共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要求，绝不以牺牲主权为代价妥协。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说过：“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2］（p.412），运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干部与科技工作者千方百计继续研发和探索先进科学技术。

正是由于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注意了消化吸收，新中国才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底气。

五、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的要领与途径

（一）引进、消化、吸收的途径多样

20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学习的途径大体有三种：第一是大量引进和翻译苏联的各类书籍和资料，通过书本学习。第二是大量派遣党、政、军各方面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学生到苏联考察、学习，通过实践学习。第三就是大规模、全方位地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向苏联专家学习苏联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30］前往苏联学习的人员回国之后，很快就填补了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的一些空白，承担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并且在工作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和产业的带头人和组织者。截至2009年，在留苏学者中有96位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03位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5位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12位为荣誉学部委员，其中有6位是双院士、有4位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31］聘请苏联专家来华工作也是学习的重要途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就多次与苏联磋商，希望得到苏联的经济援助，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进行经济建设。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32］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双方就苏联专家来华工作进行了反复磋商，于1950年3月27日签订了《中苏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之协定》。［33］此后，苏联专家大规模、成系统地来到中国，他们在经济、技术、科研、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苏联专家的作用，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34］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国前夕刘少奇带来第一批专家（1949年8月）到1960年7月苏联全部撤退专家前，一般的说法是，来华苏联顾问和专家的总数在1万余人”。［32］（p.406）

引进西方技术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1949年12月，中央教育部高教司成立第四处，专门负责办理接待留学生归国的工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还召集有关部门组成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领导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的各项事宜。在民间和政府的双重努力下，许多科学家和留学生冲破西方国家和台湾当局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怀抱。“据统计，1950~1953年，先后有约2000名留学生回到祖国。到1957年，归国人数已经达到3000人左右，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留学海外学者总数的一半。”［35］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我国科学技术领域一些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为新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学习西方技术的另一重要途径是购买先进设备和技术。例如，1958年国家拨付巨资从西欧引进大批精密机床和大型发电设备。“为了这次引进，国家共出售储备黄金300万两，换取外汇1.05亿美元，其中的2066万美元作为专款向西欧订购先进机床等精密设备，包括在西德订购重大设备51台、瑞士订购重大设备105台。这批设备成为新中国的‘工业母机’，为后来加工万吨以上的水压机立柱、高压反应筒、万吨以上的远洋巨轮主轴、万匹马力柴油机缸体、30万千瓦以上的发电机组等立下汗马功劳。与此同时，国家还动用专项黄金，从西方国家购买制造许可证和柴油机图纸。”［12］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在成规模地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的同时引进了新技术，并且不断消化吸收，促进了国内的经济建设。

“引进——消化——自主创新——再引进——再消化——再自主创新”，已然形成中国工业科研体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逻辑环。

（二）消化吸收的基础在于大众教育

劳动者是最强大的生产力，是生产中的能动因素。毛泽东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4］（p.1512）其中包含了人的素质提高和受教育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的教育十分落后。全国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劳动者很难进入学校学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仅占全国人口的5%左右，而且教学设备十分缺乏，教材陈旧落后。1949年之后的近30年间，中国的教育事业尽管也经历种种曲折、磨难，但仍然获得了大幅度的发展。明显的成就是大众教育的兴起，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影响。学校实行了‘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大众教育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1949年，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为126.8万人，1976年上升至5905.5万人；1949年，小学在校学生为2439.1万人，1976年上升至15005.5万人。1965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为89%，中学入学率为24%，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文盲率为16.4%、农村的文盲率为34.7%，而同为后发大国的印度的城市文盲率则是34.9%、农村文盲率是67.3%，巴西的城市文盲率为16.8%、农村文盲率为46.3%，埃及的城市文盲率为39.7%、农村的文盲率为70.6%。”［5］中国的大众教育在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中明显走在了前列。这一时期的大众教育不仅普遍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为以后高等教育发展、为中国科技发展乃至于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通过举国体制消化吸收、攻关创新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里率先进行高技术开发、拥有高技术攻关能力并初步建立了高技术产业的国家。1951年，我国即重视新兴产业，发展了航空工业。1955年做出了发展核技术和核工业的决定。1956年在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确定了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核技术、喷气技术等高技术领域的57项重点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为我国最急需的科技领域，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5］

例如，为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和尖端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有效组织全国大协作，毛泽东专门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29］（p.155）1961年初，中共中央在批转聂荣臻《关于1961年、1962年科技工作安排的报告》时，“明确要求把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技术力量组织起来，全国‘一盘棋’，扭成‘一股绳’，统一安排，分工负责，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国防科技任务”。［10］（p.52）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15人专门委员会，罗瑞卿兼任委员会下设的办公室的主任，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指挥机构，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和原子弹的研制攻关。从此，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步伐大大加快。［5］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曾两次谈到核武器发展问题，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在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后，也提到氢弹研制能否加快一些，并要求二机部就核武器发展问题做出全面规划”。［13］（pp.46~47）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300万吨级的氢弹试验。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我国仅用了两年零8个月。而且与国外相比，事故少，成功率高，耗资也最少。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入轨。［5］

1965年，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成立。当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豪迈誓言，结果不到十年，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就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并铸造了我国第一座核动力反应堆、第一座高通量工程试验堆。［5］

除了国防尖端技术攻关任务的统一领导、合作攻关外，从产品设计、试制、生产到原材料的供应都进行全国协作。这促进了民用科技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此规模的全国大协作，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由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根据世界科技发展加速的趋势所作出的具有远见的决策，主管机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以及高科技攻关人员的勤奋拼搏”，到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至80年代末“我国累计向高技术领域的投资超过1000亿元，约占国家全部建设投资的6.3%”，“已拥有一支300多万人的高技术产业队伍，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198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值估算已达到740多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36］“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物质技术基础。现在，全国已经有38万个工业交通企业，国民经济各部门共拥有4400多亿元的固定资产。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依靠这个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充分发挥这个基础的作用”。［37］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难得的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双重战略机遇期。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技术引进对后发国家经济起步有重要帮助；但是，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科技强国、经济强国，就必须努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5］曾经有一些人天真地以为，中国只要发展好经济，一切东西都可以买来。20世纪末，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惨痛的教训清楚表明：许多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今天，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继续警示我们：即使是民用技术，同样不能完全靠着别人。因此，自力更生方针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相辅相成的辩证思维方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享有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和尊严。毛泽东将科技研发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坚定不移，绝不放弃自主攻关、突破高科技的瓶颈。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今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5］

［ 参 引 文 献 ］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8、600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5］董志凯：《毛泽东与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发》，《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6期。

［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7］董志凯：《“一五”计划与156项建设投资》，《中国投资》2008年第1期。

［8］《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6 页。

［9］《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8页。

［10］《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11］《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12］刘爱国：《大国造船简史：惊涛骇浪四十年》，中国水运网，http://www.zgsyb.com/html/content/2019-01/30/content_937894.shtml，2019年9月11日。

［13］《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43页。

［15］《加强国防力量的重大成就　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7日。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1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18］林柏、苏少之：《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引进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

［19］《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20页。

［20］《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6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页。

［22］牛建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7期。

［2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91、502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9页。

［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

［26］陈东林：《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三次大规模对外经济引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27］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对外开放》，《百年潮》2001年第11期。

［28］周家鼎：《周恩来与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

［29］《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30］李涛：《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31］刘新生、赵国明：《外交官历史亲历记》，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32］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9~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3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总第90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3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35］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  （2014）——科技人力资源与政策变迁》，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页。

［36］邓寿鹏、于维栋：《加速我国高技术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人民日报》1989年1月2日。

［37］《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年）》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