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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陕北十三年
发布时间:2002-09-01 作者:张星星 来源:国防大学教材 2002年9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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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陕北十三年

 

        中共中央以延安为中心,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长达十三年。这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大发展的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并确立在全党指导地位的时期,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在中国革命进程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曾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一、     党和红军主力汇聚陕北

(一)党中央落脚陕北

1934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转移的最初目标,是前往湘西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重兵堵截。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18日召开黎平会议,接受毛泽东等人的主张,决定放弃前往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

1935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此后,党中央曾计划在川黔边、云贵川等地建立根据地,但都未能实现。1935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确定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开辟川陕甘根据地。但是,由于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一再坚持南下四川、西康,并企图危害党中央,中共中央遂决定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19359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后,党中央率北上部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918日到达甘南哈达铺。在这里,党中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看到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开始考虑将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并将北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纵队共7000余人。9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合。

随后,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突破西(安)兰(州)大道,翻越六盘山,于10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1月初,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同陕北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共中央立即命令停止错误的“肃反”,释放了被逮捕关押的刘志丹等领导干部,挽救了陕甘根据地的危机。113日,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将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120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进行直罗镇战役,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为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先后组织了东征和西征战役。19362月至5月初,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渡过黄河,东征山西,扩大红军力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为后来出师华北抗日打下了基础。518日,西北军委决定组织西方野战军,于6月初发起西征作战,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攻占陕甘宁三省交界的10多个县,开辟了纵横400多里的新根据地,使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从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扩大战果,为迎接红二、方面军北上创造有利条件。

(二)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511月,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等率领下,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桑植刘家坪地区开始战略转移。19363月,红二、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要求他们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7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

当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电令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此时,张国焘虽已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党中央对抗的立场,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反党活动,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英等人的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6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越过雪山草地,于8月到达甘肃南部。9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岷县等地区。9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此前确定的宁夏战役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向红一方面军部队靠拢;同时派聂荣臻、左权率领部队挺进西兰公路以北,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但此时,张国焘对北进方针又发生动摇,于9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掉头西进,打算从兰州以西渡过黄河,进入凉州、永登地区,脱离中央自成局面。后经中央的耐心说服,以及朱德等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才不得不放弃这个命令,继续北进。10月间,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胜利完成了艰苦卓绝的长征。11月下旬,会师后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密切配合,发起山城堡战斗,歼灭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沉重打击了国民党中央系军队的嚣张气焰。

1936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2万多人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根据中央电令改称西路军。西路军部队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疯狂进攻,虽经浴血奋战歼敌2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3月遭到惨烈失败。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是一曲震撼世界的革命英雄主义凯歌。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人民军队是任何强大敌人、任何艰难险阻都压不垮的,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党和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必胜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在中华民族的抗日烽火即将燃起的时候,党和红军主力从南方各地汇聚陕北,对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三)西安事变和党中央进驻延安

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于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机愈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1935129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刚在陕北落脚的中共中央于12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和政治形势的变化,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6年红军东征回师之际,党中央又于5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开始由抗日反蒋政策转向逼蒋抗日政策。

与此同时,党中央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开展积极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经秘密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军事联络、共同抗日等协议,实际停止了相互间的敌对状态,初步形成“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1212日对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承诺,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准备抗击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根据周恩来与张、杨达成的协议,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带接防,配合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迎敌。1218日,红军开进延安。19371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保安,进驻延安,落脚于城内凤凰山东麓。从此,延安这个塞上古城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深刻分析了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的政治形势,把“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作为党在新阶段的主要任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日战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二、敌后抗战的战略指挥中心

(一)红军改编和出师抗日

    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基于民族大义,在许多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其中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决定“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自19372月开始,国共双方就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共同纲领等问题进行谈判。但是,直到全国抗战爆发一个多月后,国共两党才就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达成协议。

 为加强“新形势下党对军队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在红军的“军、师及独立行动之单位组织军政委员会”,并强调指出:“这是党的组织,他指导军队的全部政治和军事工作,并向党中央负责”。在822日至25日召开的洛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张浩、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825日,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按战时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共计4.5万多人。为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独立领导,中央军委又于829日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9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因受国民党干涉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了各师、旅的政治委员。不久,南方八省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根据国共达成的协议,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共计1.03万人。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勇敢地向敌人后方展开战略大进军,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开辟了与正面战场作战略配合的敌后战场。“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

(二)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部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部队,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和部署,八路军出师后迅速取得了平型关伏击战、雁门关伏击战、奇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等战斗的胜利,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193711月太原失陷后,八路军主力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实施战略展开,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4月,新四军陆续东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到年底初步建立了以茅山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打开了皖中、豫皖苏等地的抗日局面。广泛的群众性敌后游击战争,形成了与正面战场作战略配合的敌后战场,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战略进攻。

在抗日战争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的重要时刻,中共中央于19389月底至11月初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突出强调了敌后游击战争对坚持持久抗战的重要战略意义,认为游击战争在战略相持阶段将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要求全党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并根据敌后战场的发展形势,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部署。

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华北的八路军派出主力部队向冀中、冀南、山东和冀鲁豫地区进军,进一步发展平原地区游击战争;华中的新四军遵照“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大大推动了苏北、皖北、豫东、鄂西等地游击战争的发展;华南的琼崖、东江、珠江等游击区,也点燃了游击战争的星火。到1940年底,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6块,拥有近1亿人口,八路军发展到40余万人,新四军发展到9万余人,抗击和牵制着大部分侵华日军。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成为中华民族坚持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

(三)度过抗日战争的严重困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把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根据地,对占领区实行强化“治安”,对游击区实行“蚕食”,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野蛮的“三光”政策。同时,国民党政府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大批国民党部队在所谓“曲线救国”的旗号下投降日军,使敌后抗日斗争进入了抗战的最困难时期。

为克服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中央军委于1941年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提出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和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同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为此,中央军委要求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要实行根本性的转变,即从扩大与巩固主力军为中心,转到扩大与巩固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为中心。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各部队相继进行精简整编,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抽调大批精干人员加强人民武装建设,使敌后游击战争在极其艰苦和残酷环境下得以坚持下来。为打破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敌后抗日军民以我之分散,对付敌之集中,主力部队大部机动转移到外线,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待敌疲惫、消耗、分散之时,主力部队相机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敌后军民创造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战法,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为了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敌后抗日军民创造性地实行了“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当敌向我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之时,根据地军民也以小股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后方,向敌后之敌后展开军事和政治攻势,以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斗争。这一斗争方式对扭转敌后抗日武装的被动局面,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敌后抗日军民以艰苦奋战和巨大牺牲,粉碎了日、伪军的野蛮“扫荡”,顽强地坚持了敌后抗日斗争。到1943年夏秋,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摆脱了严重困难的局面,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为逐步转入局部反攻创造了条件。

(四)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4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部署,敌后抗日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这些局部反攻仍是以集中适当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的,在可能条件下拔除日、伪军在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据点,攻击敌占沦陷城市,大量消灭日、伪军。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局部反攻中,共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光复大片国土,解放人口1700多万。

1945年春,经过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的攻势作战,在全国建立起19个解放区,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多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不断扩大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对日本侵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的包围,为对日全面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1945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力支援下,中国解放区军民开始展开对日全面反攻。8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1日,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部队连续发布了七道大反攻的命令。各解放区军民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迅速在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的广阔战场上,向日、伪军发起猛烈反攻。8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当天,延安一片欢腾,人们以各种方式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

三、凝聚在毛泽东的光辉旗帜下

    (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经过党的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虽然批评和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是由于王明一直呆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因此并未直接涉及王明本人的问题。193711月底,王明根据共产国际决定从苏联回到延安,行前曾受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的接见。12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报告,对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提出批评,系统阐述了一套右倾的错误主张。由于王明声称他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致使许多与会者一时难辨是非,一度模糊了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认识,给党的工作造成了干扰和危害。

毛泽东等人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38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就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特点、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的实际情况。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共产国际表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王稼祥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上述意见,为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9月底至11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结论,系统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着重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进一步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进一步阐明了敌后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的战略地位,重申要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出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和部署。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周恩来为南方局书记,负责长江以南地区党的工作,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负责长江以北地区党的工作,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的错误领导。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政治路线,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面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策,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有力地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毛泽东后来曾谈到:“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二)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

遵义会议以来,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没有来得及系统地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清理,党的干部还未能深刻认识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由于新增加的党员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家庭,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很容易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为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中共中央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普遍开展了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从1941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到1945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幕时结束,前后历时四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15月至19422月,是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阶段,也是全党整风的准备阶段。1941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指出了明确的方向。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26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六大前后的历史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第二阶段:19422月至194310月,为全党普遍整风阶段。194221日,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报告,28日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两个报告明确了整风的任务,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全党同志通过认真学习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努力方向。在全党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大力提倡开展调查研究,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第三阶段:194310月至19454月,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在全党整风学习的基础上,中央重新召集党的高级干部讨论和总结党历史经验。1944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演讲,对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看法,提出“对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于1945420日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达到了政治上的高度统一。

延安整风是继“五四”运动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整风,使全党划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从教条主义的蒙蔽和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形成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党的七大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1945423日至6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会议由任弼时主持,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专题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制定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大会在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制定了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强调指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此,大会拟定了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前、之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会议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也作了全面说明。大会的文件、报告和发言,还深刻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规律,对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这是自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全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所形成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巩固的团结。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七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成果。

6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党的七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

四、模范边区陕甘宁

    (一)人民民主政权建设

陕甘宁边区不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敌后抗日的指挥中心,而且在根据建设方面也发挥着示范作用,被誉为“抗日的灯塔,革命的圣地”。早在19377月,陕甘宁边区就从乡、区、县到全边区开展普选运动,民主选举边区各级政府。9月,原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19391月,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召开了首届参议会,民选的145名各界参议员出席会议。会议制定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选举了15名边区政府委员。

1940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全面总结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各项政策。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必须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坚决贯彻“三三制”原则,不能敷衍塞责,并要求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这一指示的下发和执行,使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41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经过修订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边区的“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权结构。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9名常驻参议员,其中共产党3人,选举18名边区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6人,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116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说,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政策,批评了党内“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作风”。他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为各抗日根据地树立了榜样,推动了“三三制”原则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普遍实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合理安排了各阶级的团结合作关系,充分调动了各界群众的积极性,对坚持敌后抗战、推动中国政治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政权的基本性质和实行的各项政策,标志着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开始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成为代表中国发展方向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随着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根据地扩大,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共倾向的增长和日军作战重点逐步转向后方占领区,造成了各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的困难。

为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中共中央于193922日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生产动员大会,要求全区党政军普遍开展生产运动。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陕甘宁边区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立了专门的生产委员会,制定生产计划,率先开展了生产运动。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全边区共开荒104万亩,增产粮食20万担,增加牛、羊约100万头,4万多在职人员的生产平均保障了3个月的粮食自给,部分生产部队达到了半年至10个月的粮食自给,有效改善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

根据陕甘宁边区组织生产运动的经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40210日,向全党和各抗日根据地发出指示,要求在动员和领导当地群众努力加强生产的同时,组织一切在职人员进行生产活动。各抗日根据地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把增加生产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工作,推动了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扫荡”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状况进入最困难的时期,边区军民的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再次要求生产自救,并首先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八路军三五九旅在旅长兼政委王震带领下,屯垦南泥湾,将昔日野狼出没、荒无人烟的穷山僻壤,变成了陕北的江南。到1942年底,边区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粮食、衣服、日用品和办公用品已全部自给或大部自给,度过了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时期,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

充分发挥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积极发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对动员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和政治觉悟,组织广泛的人民抗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进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纷纷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成为发展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党中央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积极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广泛争取知识分子加入到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中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19396月发出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要求把吸收知识分子作为当前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阐明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对待知识分子的一些错误倾向,明确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在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领导和推动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随着敌后抗日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大批的军政干部。为此,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马列学院、军事学院、军政学院等20多所干部学校。这些干部学校的开办,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干部,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人才准备。

延安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化艺术空前活跃历史时期。为保证文化艺术发展的正确方向,19425月,毛泽东杨家岭邀请在延安的100多位文艺工作者举行了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戏剧、诗歌、小说和美术作品,使延安的文艺活动出现了崭新和欣欣向荣的局面。

为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194025日,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后建立了医药、农学、地质矿冶、生物、机械电子、化学等专门学会。19408月,创办了自然科学院,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培养科技人才的大学。

    五、中华民族两种前途和命运大较量

(一)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获得了进行和平建设的有利时机。中国共产党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力图通过和平途径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富强的新国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却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的反动统治,企图以内战政策独占抗战的胜利果实。为争取中国走向光明前途,党领导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激烈而复杂的斗争。

19458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他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

8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认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和平、民主、团结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利益所在。8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重庆谈判从829日开始,到1010日结束。谈判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双方最后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通过谈判,使全国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国民党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但它的主要企图是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发动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坚决的还击。同时,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于919日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确定党和军队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延安总部和冀热辽、晋察冀、晋绥和山东等解放区,先后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迅速开赴东北,以集中力量控制东北。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对争取在解放战争中的主动地位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此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开展减租、生产、练兵三大运动,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准备长期斗争的物质基础,增强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实力。

(二)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1946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这时,国民党政府拥有总兵力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0多万,其中野战军约61万。由于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蒋介石在战争开始时便声称,只须三到六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

7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针对国内外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担心和忧虑,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从理论上武装了全党,极大增强了打败蒋介石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

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党中央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针。在军事方面,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在作战形式上,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在政治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派;在经济方面,必须依靠自力更生,作持久的打算。

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方针原则的指导下,各解放区军民奋起作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中原解放区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等指挥下,以分路突围的办法,主动实行战略转移,粉碎了国民党的包围;华东解放区部队在粟裕、谭震林等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在泰兴、如皋、邵安一带连续作战,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队5.6万余人;晋冀鲁豫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诱敌深入,连续取得陇海、定陶战役胜利,歼敌3.3万余人;山东、晋绥、晋察冀、东北各解放区解放军都坚决执行中央所制定的方针原则,歼灭了大量国民党部队。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蒋介石于19471月集中30余万兵力发动鲁南战役,对华东野战军实施南北夹击。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导下,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采取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集中兵力打其一路的方针,毅然放弃山东解放军首府临沂,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全歼国民党7个整编旅。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下,从19466月内战开始到19472月,人民解放军与敌作战160余次,消灭国民党军67个旅,71余万人,仅用8个月时间便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被迫转为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三)党中央领导转战陕北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集中兵力于东西两翼,向山东和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3月初,国民党动用最大的一支战略预备队胡宗南集团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其首要目标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胡宗南部以15个旅为主攻,从洛川、宜川分两路向延安进犯,并以青海马步芳部、宁夏马鸿逵部、榆林邓宝珊部为策应,由西、北两面出击。

当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6个旅2万多人。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与敌周旋,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316日,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西北野战兵团,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的所有部队。

318日,西北野战军在经过七昼夜血战歼敌5000余人后,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率领下,有组织地撤出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3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等组织中央后方委员会,率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

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急于寻找陕北解放军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兵团利用群众基础好、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采取“蘑菇战术”与十倍于己的敌军巧妙周旋,相机歼敌。在45天内,西北野战兵团连续取得清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初步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局势。接着,又进行了陇东战役,歼灭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部4000余人;对榆林发动围攻,歼灭外围防守部队5200余人;组织沙家店战役,歼灭胡宗南部整编第366000余人。至此,西北野战兵团在党中央指挥下共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

1947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起,到一年以后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转入进攻为止,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转战在陕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容指挥着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作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仅四个连的中央纵队,巧妙地与敌周旋,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中共中央在最危急的时刻坚持不离开陕北,极大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四)指导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

由于对陕北和山东实施的重点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总体部署上形成了两头强、中间弱的态势。在两个重点战场之间的广大地区,敌人的兵力十分空虚。为打乱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敌我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以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为主要突击方向,毅然作出转入战略进攻的重大决策。

19476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一举突破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堵之中杀出一条血路,至8月末千里跃进大别山,初步完成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实现了中央突破。822日,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太岳集团8万人,在晋南、豫北交界处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9月初,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8个纵队在鲁西南菏泽的沙土集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随后主力分五路越过陇海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到11月下旬完成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对于改变整个战争形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其他解放区部队继续在内线寻机歼敌,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到1947年底,战争已经主要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国民党军队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人民军队由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194710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为更好地领导和指挥全国的大反攻,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48323日东渡黄河,离开生活战斗13个春秋的陕北,前往晋察冀边区。毛泽东过河后,回头眺望河西,满怀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陕北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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