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几个问题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几个问题 

　　    现就井冈山根据地几个主要历史问题做一介绍： 

　　一、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革命武装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一次重要武装起义，是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起义所建立的工农革命军，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初革命武装。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有3个团和4个团两种不同说法。应当说，主要有3个团：第一团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和团、营主要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卢德铭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北伐战争时在叶挺独立团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是一位军政兼优的出色指挥员。八一南昌起义时，警卫团按照党的指示从武昌赶往南昌，准备参加起义，但赶到南昌附近时，起义部队已经南下，警卫团便打起了“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旗号，在湘赣边界一带活动。第二团主要是安源工人武装和湖南萍乡、醴陵、衡山、江西安福、莲花等地的农军，团长王兴亚（或王新亚）是原安福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曾经参加了永新县委贺敏学、贺子珍等领导的永新暴动。据贺子珍回忆，王兴亚在秋收起义时曾向毛泽东介绍过井冈山一带的情况。第三团主要是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还有警卫团的一个营作为骨干。第一、第三团比较整齐，“共有枪1300余枝，机关枪两挺，子弹每人约百发”。第二团因主要由各地农军组成，战斗力较差，起义后很快就被打散了。所谓第四团，是起义前夕收编的土匪武装邱国轩部。该部多为原黔军王天培部的逃兵，起义一开始就叛变了，协同国民党军夹击我起义部队，给起义部队造成很大损失。所以，一般说起义部队3个团，5000多人。 

　　二、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受挫，部队遭到很大损失，第二团基本上被打散，团长王兴亚失踪，第一、第三团也遭受重大损失，5000多人折损过半，只剩下1500多人。9月19日，起义部队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集结，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在总指挥卢德铭的支持下，决定放弃“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但是，南下后的第三天（9月22日）清晨，部队在江西萍乡芦溪遭到敌军伏击。工农革命军仓促应战，损失惨重，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年仅22岁。芦溪受挫后，部队中弥漫着一种消极情绪，许多人看不到胜利的希望，纷纷不告而别，刚刚诞生的革命军队面临着溃散的危险。当时在第一团任班长的赖毅中将曾回忆说：“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去？’”有的整班、整排的携枪逃跑。“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革命部队正在烈火中经受着锤炼！” 

　　9月29日，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三湾改编主要有三项内容：第一是缩编部队，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当时部队虽然还保持着师、团的架子，但只剩下不足千人（有说700多人），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组织上处于涣散状态。经过整编，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第一、第三两个营，每营3个连，加上1个特务连，共7个战斗连队；多余的干部组成军官队，伤员与战斗员分开，成立卫生队，另外还有一个辎重队。经过整编，部队精干了，组织更为严密，战斗力有明显提高。第二是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班、排设党小组，连队成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同时担任同级党组织的书记；部队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些措施对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前委的领导来说，原总指挥卢德铭对前委、对毛泽东是比较尊重的，毛泽东对卢德铭也有很高的评价；但师长余洒度（后叛变）等人则根本不把前委放在眼里，特别是卢德铭牺牲以后，他们对毛泽东的态度更为恶劣。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毛泽东穿着便衣随军行动，很多官兵不认识他，还以为是老百姓，就要拉他当挑夫，挑担子。毛泽东笑着说，我给你们挑了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叫我休息休息。三湾改编对确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部队来说，最重要的是“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是建立军队内的民主制度，主要是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当时的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军官犯错误，士兵委员会有权决定对军官“打板子”。罗荣桓元帅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中曾写道：“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三湾改编为建立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是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事件。罗荣桓元帅对三湾改编的重要意义有过这样的评述：“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从组织上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三、前委何时决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 

　　过去讲从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似乎是一个很自然、很顺利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界坚持实事求是，开始探讨毛泽东究竟是何时决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由于缺乏准确的历史资料，许多老同志的回忆也不尽一致，因此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是“文家市会议决定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之后，根据前委的指示向湖南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的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即文家市会议。会议确实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南转移，但转移的目标究竟是哪里？是不是上井冈山？有的同志认为，文家市会议即决定“引兵井冈”。现在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从当时师长余洒度、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写给中央的报告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来看，这次会议只是决定向南撤退，并未提出上井冈山。张宗逊上将回忆说：“有人说毛主席在文家市会议那个时候就看准了要到井冈山搞根据地。根据我的回忆不是这样。在文家市集合部队后，没有提出到井冈山搞根据地，部队的实际行动也没有向井冈山进军，当时还是向往主力（即南昌起义部队）靠。”何长工也回忆说：“当时只说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后来才逐渐明确为向井冈山进军了。这也是在实践中一步步认识到的。” 

　　二是“三湾决定说”。工农革命军进驻永新三湾后，消息很快传到宁冈。宁冈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和袁文才的司书陈慕平（曾在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曾前往三湾接头。毛泽东接见了3个人，向他们了解了当地情况，并向他们阐明了工农革命军的各项主张。龙超清等人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有人认为在三湾时即已确定建立井冈山根据地。赖毅中将回忆说：毛泽东“真正同我们讲到井冈山去建立根据地，是在三湾的时候。在三湾他说，我们去井冈山，井冈山上有一个王佐，一个袁文才。”当时在一连任党代表的熊寿祺也回忆说：“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三是“古城会议决定说”。10月3日，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离开三湾，当日中午抵达宁冈的古城。随后，在古城联奎书院的文昌宫召开了有部队领导干部、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和袁文才部队代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前往茅坪，会见了袁文才，送给袁文才100条枪，袁回赠了600块大洋。经过袁文才同意，在茅坪设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因此，谭震林回忆说：“工农革命军在宁冈举行了著名的古城会议，决定建立井冈山根据地。” 

　　四是“水口决定说”。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但是并没有在宁冈久留，而是在10月8日离开宁冈继续南下。因此，有的同志不同意“古城决定说”。张宗逊上将有这样的回忆：“我们为什么总是往南走哩？而不是往北走哩？就是想和南昌起义部队靠拢。后来在酃县水口看到报纸，知道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在汕头失败。在水口，就明确提出了在井冈山周围开展游击战争。”此外，毛泽东在八七会议时曾起草并经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了一个《湘南运动大纲》，计划“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因此，有的同志认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的基本目标是前往湘南，与南下广东的南昌起义部队相配合，“水口决定说”较符合实际。 

　　五是“过程决定说”。有的同志认为，确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一个逐步探索、逐步认识的渐进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实际采用了决定是一个过程的叙述方法。 

　　四、井冈山根据地的“三月失败” 

　　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边界地区党政军民的艰苦斗争，恢复或重建了党的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初步开创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一个《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湖南省委“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决定给毛泽东以“撤销湖南省委委员”、“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12月31日，中共中央又致信湖南省委，认为：“毛泽东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有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1928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派省军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精神”。周鲁一到井冈山，就指责井冈山根据地“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行动太右”，不积极向外发展，强令工农革命军向湘南出击，结果造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三月失败”，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被敌人占领了一个多月。周鲁还把中央对毛泽东的“处分”传达错了，说成是“开除党籍”，结果让毛泽东当了一个多月的“民主人士”。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谈到了这件事：“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五、朱、毛会师的重要意义 

　　    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湘南起义农军，在宁冈的砻市胜利会师。随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间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朱、毛两部的会师，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应当说，井冈山根据地是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袁文才、王佐和当地党组织的支持下首先开创的，但是朱、毛两部的会师，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前，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只有1000多人，很难打一些大的歼灭战，朱、毛会师后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谭震林曾回忆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了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 

　　六、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是在1928年的6月。朱毛会师后，连续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二、第三和第四次“进剿”，使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当时，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县各一小部，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根据地总面积达到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称其为“边界全盛时期”。后经“八月失败”及再恢复，但仍未达到“全盛时期”的规模。 

　　七、关于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最早见诸文字是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在赣南瑞金写给中央的报告。报告写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相同。……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其中写到了“十六字诀”。后来，毛泽东在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又写道：“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有的同志写文章，认为是朱德先提出来的，朱德早年在云南滇军时就积累了许多游击战争的经验，在苏联留学时提出过“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游击战争的思想。也有的同志认为是中共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先提出来的，因为张在1928年7月12日《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报告中提到了“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虽然在文字上同毛泽东概括的十六字诀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意思差不多。我们在“井冈山斗争概况”的文字介绍中，采用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上的提法：“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我们觉得，这样能够比较好地体现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群众斗争实践经验的结晶。 

　　八、井冈山根据地的“八月失败” 

　　1928年7月，红四军主力第28、29团贸然向湘南出击，攻打郴州失利之后，第29团完全溃散，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由于红军主力远出湘南，井冈山根据地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全部被敌人占领，遭到敌人的严重摧残。这就是惨痛的“八月失败”。印发的“历史概况”中已对“八月失败”做了介绍，着重讲一下造成“八月失败”的几个主要原因。 

　　一是湖南省委的错误指导。6月19日和26日，湖南省委两次发出指示信，并派杜修经、袁德生、杨开明到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毛泽东鉴于“三月失败”的教训，于6月30日主持召开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否定了省委的指示，决定红四军不去湘南，“继续在湘赣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但是尽管如此，湖南省委的指示还是在部队中造成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实际上批评了湖南省委的错误指导。 

　　二是第29团官兵的回乡情绪、流寇思想和极端民主化。首先是回乡情绪。第29团是湘南起义建立的，多数官兵是湖南宜章的农民，过不惯井冈山上的艰苦生活，回乡情绪十分强烈。其次是流寇思想。许多官兵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还很不牢固，喜欢走州过府的流动游击。毛泽东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曾写道：“在四军本身有许多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喜注定一处艰苦的做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此外还有极端民主化的问题。当时，红四军为打破湘赣两省敌军的第一次会剿，将部队分为两部：朱德率第２８、２９团袭击酃县和茶陵，威胁和钳制湖南敌人的后方；毛泽东率第３１团在永新迎击江西的敌军。7月12日，第28、29团顺利攻克湖南酃县。当晚，第29团竟瞒着上级领导和军委，擅自召开士兵委员会，以执行湖南省委指示为名，决定开往湘南。朱德、陈毅等人得知情况后，多次召开军委扩大会、士兵代表会，反复做工作，但第29团的官兵根本不听，大声叫喊“我们自己指挥自己”，“杀回老家去”，声言“不杀回湘南就不干了”。 

　　三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起了很坏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道：“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第29团官兵闹起来以后，杜修经不但不去做工作，反而乘机“导扬其焰”。毛泽东后来给中央和湖南省委写报告，建议给杜修经以处分，并写道：“希望你们派人来，但不要派不懂事的学生娃子象杜修经这样的人来。”杜修经1929年冬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解放后曾任湖南慈利县副县长、常德师专副校长、湖南省政协常委。 

　　四是“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杜修经导扬第29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7月17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当时的军委书记由陈毅担任，他和朱德一道随第28、29团行动。朱德、陈毅和军委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是不赞成往湘南去的。但这些工作都未能取得效果。当然，也有态度不够坚决，劝阻不力的问题。当时在29团任连长的肖克上将回忆说：“如果军委采取果断措施，向干部战士讲清道理，是可以挽回的。当时28团不愿回湘南，29团也不是全部都要回去的，但军委虽然意识到去湘南凶吉难卜，却又感到下面要去，如果勉强留住，也难作战，加上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仍然坚持省委的错误意见，更是军委难以做出正确的决断。” 

　　九、红四军为什么要撤离井冈山？ 

　　    1928年12月，国民党湘、赣两省的军队，出动18个团３万余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会剿”。（一省敌军的进攻称“进剿”，1928年初至6月，井冈山曾打破了敌军的四次“进剿”；两省或三省敌军的进攻称“会剿”，第一次“会剿”在7月，第二次在8月；后来以国民党中央军为主力的大规模进攻称“围剿”。）翌年１月４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井冈山前委、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亦称柏露会议，研究对付敌人第三次“会剿”的策略。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一则解决部队的经济困难，二则实行“围魏救赵，影响边界，以解井冈之围”。当时并没有想放弃井冈山根据地。 

　　    但是，红四军主力下山以后，１月28日在大庾同敌军三个团作战失利，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为了摆脱敌人的尾追，红军每日急行军９０华里以上，且打且退，情况极为险峻。直到２月11日，红四军在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利用有利地形布设战场，将紧追而来的敌军刘士毅旅两个团大部歼灭，才扭转了红四军下山以来的被动局面。由于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原定的“围魏救赵”计划已无法实现，红四军遂决定乘福建敌军兵力空虚的机会，转向闽西进军。此后，红四军会同赣南、闽西的地方党组织和革命武装，逐步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井冈山根据地有许多有利条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来看，井冈山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扩大，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极端艰苦，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都难以为继。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带，两条大江都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些弱点在初创时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曾参加井冈山斗争、在第28团任连长的粟裕后来谈到：“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的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 

　　十、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事件 

　　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接到湘赣边界特委的通知，要他们率部前往永新，准备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2月22日，袁、王率部抵达永新。当晚，中央特派员彭清泉即派特委书记朱昌偕、王怀等人前往安福县红五军驻地，声称袁、王“要叛变”，要把边界特委“一网打尽”，情况十分紧急，要求红五军派部队解决袁、王所部。24日凌晨，红五军第四纵队赶到永新，将袁、王部队包围。特委书记朱昌偕闯入袁文才的房间，将袁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枪声后，带领几个亲信逃出城外，因不习水性，渡河时被淹死。袁、王被错杀是一起惨痛的历史悲剧，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 

　　一是党内的“左”倾政策。1928年6月党的六大作出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规定了对“土匪”的政策，其中写道：“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虽然袁、王已加入共产党，部队已编入正规红军，但是仍有许多人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1929年初的柏露会议上，毛泽东在传达六大文件时把这一段隔过去没有念。红四军主力下山时，带上了袁文才一起行动。后来袁文才得知了这一部分内容，心里十分害怕，便中途私自离队，跑回了宁冈。边界特委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把袁、王看作“土匪”，当成异己力量；而袁、王只佩服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是“中央才”，对边界的特委和县委不大尊重。因此，红四军下山以后，边界特委多次酝酿并向中央报告过解决袁、王的意见。 

　　二是边界地区的土、客籍矛盾。土、客籍矛盾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问题，也是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的一个特殊而尖锐的问题。土籍人占据平地，各方面条件较为优越；客籍人住在山上，生活较为困苦，并受到土籍人的压迫，历史上积怨很深。湘赣特委、宁冈和永新县委多为土籍人；而袁文才、王佐都是客籍人。因此，当时就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说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 

　　三是红五军“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1959年庐山会议后，把袁、王被杀的责任全都推倒彭德怀的头上，说红五军解决袁、王，是彭德怀要吞并袁、王的部队，这是毫无道理的。彭德怀对此十分气氛，在《自述》中写道：“此案必须请求审委弄清楚，我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同时，彭德怀也承认：“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正式为袁文才、王佐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遗孀。他握着袁文才妻子谢梅香的手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