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方志论丛--主编的印迹》序

　　《方志论丛——主编的印迹》序 

　　从上世纪80年代大规模开展的首轮新编地方志工作目前已基本结束，并陆续进入第二轮修志。第二轮修志应当如何在首轮修志的基础上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把志书质量再提高一步，是摆在全国近2万专职地方志工作者和十余万兼职修志人员，尤其是地方各级地方志工作领导者面前的一个严肃而紧迫的课题，也是我这个承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工作的人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正在这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志》主编段柄仁同志将他的文集《方志论丛——主编的印迹》的书稿送给了我，并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我既没有编过志书，对方志学也没有研究，由我写这篇序言并非合适人选。但一来盛情难却，二来毕竟自己与地方志工作有一定关系，三来在和段柄仁同志的接触中感到他是一个对地方志工作既十分热心又确有一些独到见解的同志，于是便答应下来。由于多年养成的习惯，给别人的书写序，一定要看书稿（这也是我之所以很少答应给人写序的原因），因此，我利用工作间隙，把《方志论丛》断断续续看了三遍。这使我为写序做了必要的准备，也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段柄仁同志的工作精神和观点，增长了地方志编纂的知识。 

　　段柄仁同志的这部书稿是由他近十年来担任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志》主编期间，有关地方志工作的讲话、发言、文章组成的，按照难题求解、编纂意见、志书评论、工作引导四个专题编排。但我感到，无论是讲话、发言、文章，还是难题求解、编纂意见、志书评论、工作引导，都始终贯穿着三条主线，那就是：第一，作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重视并善于总结首轮修志的经验教训；第二，作为志书的主编，肯于并勤于对志书编纂中的具体问题提出对策性的指导意见；第三，作为多年组织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者，提倡并带头在方志理论研究上进行探索。我认为，这三条主线既是这部书稿的三大特点，也是提高第二轮志书质量的三个关键性问题。 

　　先说注重总结。如果讲首轮修志基本结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一些地方的主要倾向是认为地方志工作可以结束了，对启动第二轮修志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话，那么在近些年第二轮修志普遍启动，尤其是《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出现的新的倾向则是，不认真总结首轮修志的经验教训，急于编书、出书。应当看到，中国虽有上千年的修志传统，有着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但那些实践和经验毕竟是古人的，而新编地方志的实践不仅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完全属于我们这代人，是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自实践，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不成功的教训，都属于我们自己，如果不深入总结，不认真消化，不注意新老传授，就不可能变成自己的宝贵财富，从而无法在第二轮修志中发挥作用。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每轮修志间隔20年，如果第二轮修志大体从本世纪初开始算起的话，那么第三轮修志开始的时间大体应在2020年左右。因此，第二轮修志首先拿出一些时间总结首轮修志的经验教训，然后再编书、出书，是完全来得及的。如果一上来就匆匆忙忙编书、出书，第二轮修志的质量不仅不会比首轮修志提高，甚至还有下降的危险。在这方面，《方志论丛》的大量论述，对我们肯定会有所裨益。 

　　《方志论丛》在反复强调“质量第一，不急于成书”的同时，用大量篇幅总结了北京市首轮修志的经验。书中既从修志组织工作的角度概括出了五条基本经验，即党政领导重视，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认识到位、领导到位；建立一支骨干稳定、敬业精神较强的修志队伍；选一两位本地区、本部门有威望、熟悉情况、思想水平较高、有组织领导和文字能力的同志担任主编，加强制度规范建设和审查验收工作，搞好后勤保障工作（见《历程、经验、问题》）；又从志书编纂的角度提炼出了需要处理好的12个关系，即新修与续修、进度与质量、新人与老人、政府与社会、写志与用志、编志与做人、真实与政治、选择与全面、主观与客观、共性与个性、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见《第二轮修志的新形势和需要妥善处理的十二个关系》）。另外，书中还总结了首轮修志过程中的主要教训，如干部更换时没有及时对新任领导宣传地方志工作的有关知识，致使有些单位的工作处于打打停停、时断时续状态；机构改革时，有的修志机构被压缩合并甚至撤销，致使一些修志骨干被分流或退休，多年采集的资料被分散或流失，造成修志的被动局面；很多单位对用志仅仅停留在口头提倡上，没有给用志创造良好的环境；修志工作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比较突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不强；有的志书资料不完整，记述不全面，个别史料失实，选取材料存在主观片面性、随意性，观点不准确，议论不恰当，文字表达政治化、宣传化（见《为高质量地锻造先进文化的基础工程做出新的贡献》）。 

　　除了在客观层面上进行经验总结外，《方志论丛》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总结了经验。例如，志书的体裁究竟是纲目体好还是章节体好，对这个问题，方志界历来存在不同看法。《方志论丛》依据首轮修志的实践，对二者的优劣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纲目体的优点是容易编写，便于检索，缺点是内容难以区别轻重主次，层级不清，结构松散，缺乏内在联系。章节体的优点是内容分不同层次，轻重主次一目了然，结构严密，上下有连续性，左右有关联性，系统状态比较清晰。缺点是不太便于检索。从志书编纂体例的历史演变看，章节体逐步取代纲目体而形成了志书的主流。”书中还指出，选择章节体并非因编纂者的喜好，而是志书作为资料性著述的客观需求决定的，是由于资料性要求真实、准确、全面，著述性要求把资料放在特定系统中，以突显其类别、主次和传承。在作了上述分析后，《方志论丛》得出结论，认为“对志书来说，章节体优于纲目体”（见《对第二轮修志几个问题的探讨》）。又如，编纂志书要特别注意哪几个问题，是方志界十分关心的，对此，《方志论丛》也依据首轮修志的实践给予了回答。书中指出，首先要注意材料的真实性，一时搞不清楚的事宁可不写，不勉强迎合某种政治风向，不要只记成绩不写缺失；其次要注意材料的全面性、系统性、完整性；再次要注意在收集资料的同时认真设计、充分讨论、反复调整、逐步充实志书的总体框架，做到大事不漏，要事不略，各种事件归位适当、编排合理（见《对编修<北京市残疾人事业志>的几点意见》）。正因为重视对首轮修志经验教训的总结，《方志论丛》一书对第二轮修志肯定会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再说指导具体。新编地方志与古代修志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古代一本志书往往出自一两个人或少数几个人之手，而新编志书都是众手成志，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参与撰写。这与首轮新编地方志修志时间跨度大有关，也与当代社会经济远比古代门类众多、内容丰富有关，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唯其如此，更显得主编作用的重要。现在一些志书质量不高，内容前后重复、左右矛盾、详略不当、良莠不齐，究其原因，很大成分出在主编不得其人，或虽得其人而没有到位上。从首轮修志看，一部县志至少上百万字，一部市志更有几百万字，一部省志动辄上千万字、几千万字。这样规模的书，如果主编只是挂名，不看书稿；或者知识准备不够，看了而看不出问题，不能做到事先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事后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更不用说亲自动手去统稿，那么，志书质量不高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与此相反，《方志论丛》充满对于志书编纂富有真知灼见的具体意见，为地方志工作系统大大小小的主编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比如，志书的总述如何写，就是一个具体的普遍会遇到的问题。《方志论丛》从总述的目的、写法、特点三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指出，总述的目的是给读者阅读志书起提纲挈领、客观认识和思想引导的作用；写法上可以是对志书所述历史的简要介绍，也可以是对志书主要内容和编纂结构的简要介绍；特点是综合性、思想性、概括性的统一，是介于志书和史书之间、有叙有论、观点鲜明的论著（见《说说地方志的总述》）。 

　　又如，人物志是志书中撰写难度较大的一种，古人就说过：“修志之难，难在于人物。”《方志论丛》没有回避这个难题，而是迎着难题上，在人物入志的方式、原则、标准、写法等几个方面，都拿出了具体意见。归纳起来，这些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关于入志方式。“生不立传”不等于“生不入志”，活人入志可以采取以事系人，即在记载事件时把相关人物带出来，略作生平介绍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分门别类，搞生平简介的办法。其次，关于入志原则。一是要先确定总量，在总量控制下选择；二是要厚今薄古，现代人入选多于古人；三是要适当照顾在本地出生和活动的名人（针对首都而言）。再次，关于入志标准。一是要看对历史影响的大小，无论是功绩卓著的伟人还是恶行累累的坏人，只要是名人，对历史起过重要作用的，都应入志；二是要看在每个行业中的地位，不能只重政治，而轻文艺、轻学术、轻民间；三是现代政治人物入志要有硬杠杠，标准明确具体，具有唯一性。再次，关于入志的写法。对每个人物介绍都要有统一的规范的要求，要规定必须有的要素，即姓名，性别，籍贯，民族，生卒年，出生地，主要学历、经历、思想和影响，有定论的历史评价等等；也要规定不能用的内容，如形象化的描写，编者的议论和评价等等（见《对第二轮修志几个问题的探讨》、《撰写〈人物志〉的难度》、《关于编纂〈北京志·人物志〉的意见之二》）。 

　　又如，图片编排也是修志中普遍遇到的问题。许多编者要么对图片入志不重视，没有广泛搜集、精心制作；要么选择标准不当，过多使用各级领导人的标准像或视察照、会议照，政治化倾向突出；要么编排不科学，没有和文字搭配好。针对这些问题，《方志论丛》提出，志书编纂一开始，就要把图片纳入计划，广泛搜集，周密设计，使图文一体，相互映照；要多选择和制作一些示意性、社会性、文化性的图片，如疆域图、城池图、山川图、规划图、风景照、文物照、古迹照、美术作品照等等，少选和不选会议照和领导人的标准像，尤其不能把志书变成编纂时在任的地方主要领导人的宣传册（见《对第二轮修志几个问题的探讨》、《关于编纂〈北京胡同志〉的意见》）。 

　　另外，《方志论丛》中还收入了对编纂北京志的《中央机构志》、《共产党志》、《政府志》、《自然环境志》、《科学技术志》、《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志》、《胡同志》、《云居寺志》、《明十三陵志》、《著述志》等志书的意见。从这些意见中也可看出，段柄仁同志对志书编纂的指导是十分具体，十分细微的。例如，他在审读《政府志》稿后提出，要调整篇目结构，补充“经济管理”、“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等三篇，同时撤销原有的“专记”篇，把其中的四章十七节的内容分别纳入其他各篇正文。再例如，他在审读《胡同志》初稿后提出，封面设计应当突出胡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讲胡同的书；后记与概述重复的内容要删去，只记编书过程的感触、答疑和为此书做出贡献的单位与个人；图片过多，重复的、反映外地的可删去，反映宏观的应放大；文字要规范，每个条目分多少个自然段要有统一标准（见《关于〈北京志·政府志〉的修改意见》、《关于〈北京胡同志〉初稿修改的意见》）。 

　　再说勇于探索。连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至今少说已有上千年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著述，有的甚至达到很高的水平，被公认为方志学的权威。但勿庸讳言，用现代科学的标准衡量，无论古代方志学还是新方志学，都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系统的方志学学科体系。正因为如此，目前国家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仍然没有方志学，高等院校中除个别开设方志课、方志班外，也基本没有方志专业、方志系；也正因为如此，当代地方志工作者的一个历史使命是，在编纂地方志的同时，加强对方志理论的学术研究，努力构建合乎科学规范、反映时代特点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在这方面，《方志论丛》同样进行了大胆扎实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有益的见解，给方志界尤其是有志于方志理论研究的同人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例如，地方志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是否可以“推动扩大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合作”、“为治国方式和模式提供依据”，能否说它应“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反映城市和小城镇建设的普遍规律”？方志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应由哪些内容组成，能否说其核心内容是政治理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三位一体”？对于这些问题，《方志论丛》都依据对志书属性的基本认识，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回答。书中指出：地方志是地域性著述，难以为治国方式提供依据；地方志是资料书，不承担揭示规律的任务；方志学“三位一体”所说的三个理论不在一个层次上，难以成立，应当把政治理论纳入基础理论，同时增加编纂理论。这些意见在学术界充斥“拔高”、“浮夸”之风的今天，能够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反映了作者对理论问题的严肃态度和理论争鸣的勇气，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见《方志学的理论架构及其它》）。 

　　尽管地方志已经编纂了上千年，但志书究竟是什么，仍然众说纷纭。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方志学要成为一门学科不可能，就连志书编纂体例、体裁都难以确定下来。对此，《方志论丛》从志书与百科全书、词典、史书，以及人物志与人物传区别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书中指出，百科全书虽然也要求资料的真实准确，但它追求的不是资料性，而是知识性，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是知识的丰富性，因此它是“书”不是“典”；辞书、词典虽然也用纲目体，但其基本单元是词条，只要求说明“是什么”，不要求说明“为什么”，所追求的是提示性，因此它是“典”不是“书”；史书虽然也多用章节体，但它是通过对史料的研究探索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追求的是规律性，对资料的运用是为观点阐述服务的，因此它是“史”不是“志”。另外，人物传虽然也要以真实史料为依据，但它是以作者对传主的主观认识为主，可对人物及其史实发议论、作评价，挖掘其内在的精神境界；而人物志则只能依据真实史料对人物作客观介绍，不能引伸发挥，不必从作者角度评价人物的功过是非，因此是“传”不是“志”。正是通过这些比较，《方志论丛》阐述了对志书特殊属性的认识（见《对第二轮修志几个问题的探讨》）。 

　　讲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新编地方志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自古以来所有志书撰修者自觉或不自觉遵循的原则。区别只在于，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政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其最重要的保证——社会主义制度；而封建时代所讲的政治是以那个时代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为指导，维护封建阶级的根本利益及其最高代表——皇权。另一方面，讲真实也是地方志的一条重要原则，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更为重要的原则。因为，离开了真实性，志书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那么，讲政治与讲真实究竟应当是什么关系呢？这在方志界是经常遇到的一个实际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方志论丛》照样没有回避，而是迎难而上。书中首先肯定，志书是意识形态，讲政治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先进的阶级来说，讲政治与讲真实是一致的，并不矛盾，“求真应当是讲政治的本质特点”；然后又指出，我们所说的讲政治不等于“政治化”，不等于只“唱赞歌”，更不等于只唯上、唯书，所说的讲真实不等于事事求全、面面俱到，也不等于不讲保密纪律。通过这些分析，《方志论丛》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比较全面地说清了讲政治与讲真实的关系（见《讲政治与讲真实》）。 

　　段柄仁同志在《方志论丛》的“前言”中戏称，他的这部文集是担任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志》主编十年的“副产品”，是十年“垒堵墙”。但我想，全国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到市、地区、自治州，再到县、区和县级市，有数千个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上万部地方志书，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和地方志书的主编，在自己担负这一职务的期间能产出这样的“副产品”，垒出这样的“墙”来的，恐怕不多。段柄仁同志兼任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时，其主要职务还是市委常委、秘书长；后来兼任《北京市志》主编时，仍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任上，政务不可谓不忙。但就是在他负责地方志工作的这几年，北京市的首轮修志由原先占全国倒数几位，迎头追赶，到今年已大约可全面完成。为什么他能一面从事政务工作，一面对地方志工作抓得这样紧，这样具体，而且还能进行经验总结、理论探索呢？这固然与他的志趣情操有关，但我想，这更与他的事业心、责任心相联，是他的正确政绩观的一种表现。尤其在他从市级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没有从事人们所向往的经济部门顾问一类“实惠”的职业，而是全身心投入到编纂地方志、百科全书、辞典这类既劳神又寂寞的“爬格子”、“钻故纸堆”的事中，这说明他确实是把地方志工作当成事业在做。正如有人讲的那样，他“不求做亿万元富翁，只求做亿万字富翁。” 

　　人们常讲，地方志工作要“一纳入、五到位”，其中的第一个“到位”就是领导到位，这是做好地方志工作、保证志书质量的关键所在。一些地方的地方志工作之所以搞不好，志书质量之所以提不高，究其原因，根子往往在于编委会的主要领导人和志书的主编“不到位”，“只挂帅不出征”，当“甩手掌柜。”如果方志界多一些像段柄仁同志这样的领军人物，多一些“在其职，谋其政”，对地方志编纂从组织领导到编写指导、审稿修改都真抓实干、倾注心血的人，何愁第二轮修志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得不到提高。 

　　《方志论丛》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的观点都对，其中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对此，相信读者自会辨别长短。但我认为从总体上说，它是一本言之有物、给人启发的书，很值得方志界的同人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