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文革”时期军队建设的曲折历程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国性的内乱,人民军队同样难逃厄运,尤其是林彪集团对军队的 更直接,破坏更大。但人民解放军毕竟是一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队伍。这支军队毕竟有一批久经考验,德高望重的元勋,他们为纠正极左思潮和排除各种干扰呕心沥血,从而形成了军队建设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曲线发展。

　　一 

　　林彪、江青阴谋搞乱军队

　　1966年6月,当"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迅速展开时,军队尚能保持水波不兴,各项工作依然 照常进行。但10月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0 月5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意见, 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 条条框框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太辩论, 实行大串连。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这个文件在军队以至全国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它在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在军队则 开了动乱的先河,军队院校和部分高级军事机 关起而响应,首先冲击了国防部。接着,在11 月,江青一伙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撤职、揪斗,陈毅、叶剑英受冲击。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总攻击。在张春桥飞姚文元 的策划下,上海造反派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全国各地立即仿效。在全国大气候下,军队院校造反组织也纷纷夺权,武斗接连发生,教学活动被迫停止。总部、军兵种和一些军区机关也成立了群众组织。

　　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 议》,提出"彻底揭穿军队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青将此报告送林彪,林彪批示 "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解放军报》公开发表,又经《人民日报》转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形成一股恶浪,军队高级干部纷纷被批斗,戴高帽、挂黑牌、遭打骂,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被打乱,有的机关陷于瘫痪。

　　林彪、江青一伙在已经混乱的局面中继续推波助澜。1月19日,江青、陈伯达、叶群等在军委碰头会上,联合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说 他"已经使我们的军队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军 队"。当晚,肖华家被抄。1月23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发表讲话,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 拿枪的全国性的大内战",鼓吹"文化大革命" "有各种各样的对象,有各种各样的程度,必须要有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有时动一下手,打 一下威风,用一下也可以"。林彪还强调:"军队有特点,但主要是革命的共同性","军队文化革命要有新姿态,要坚决站在群众一边,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对老干部有的要烧,不但烧,有的还要烧焦"。林彪还标榜自己:"不让院校串连,我来个大串连。他们规定院校和部队一样搞正面教育,10月5日发了个紧急指示。冲国防部,扣不扣学生,我说不扣。机关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大开展,要开展,不怕。"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军队的动乱有曾无己。l月23日,乌鲁术齐第二造反司令部、 军区步校造反团等五六百人涌到新疆军区司令部,要开大会罢官夺权。1月25日,南京军区副 司令员张才千被造反派抓走,一时下落不明,3个党委和政治部正副主任被罚跪,后勤部正副 政委遭拳打脚踢,还有一些军区首长被撕掉帽徽、领章。1月26日和2月7日,福建接连发生 了群众组织冲击军区的事件。林彪和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为排除异己,控制军队,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整垮,公然提出"要抓带枪的刘(少奇)、邓(小平)路线","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等等。4月17日, 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造反派时:"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7月14日,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到达武汉,他们违背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四处活动,公开支一派,压一派。7月20日,受压的武汉"百万雄师”派群众上街游行,质问王力在武汉的阴谋活动,反对谢富治、玉力。武汉三镇的交通中断,道路堵塞。这一大规模事件,被说成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的兵变。陈再道和军区政委钟汉华被撤职,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肖力(李讷) 说:"要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部长和大批干部由此受到诬陷与迫害。7月27日,林彪、江青又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再次使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揪军内一小撮"和"砸烂总政阎王殿"口号煽动下, 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枝弹药事件更趋严重。

　　林彪、江青不仅煽火点火,制造军队内的动乱,而且阴谋趁乱夺权。早在1966年8月14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露骨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宫,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宫"。罢官、升官的标准当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1967年1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宣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任总政治部主任。不过,这只是小试锋芒,他们还要把矛头对准当时在军内担任重要职务而在某些问题上坚持原则,抵制极"左"错误的些领导人。杨成武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等要职。他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虽然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后来逐渐看不惯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常暗中掣肘。杨成武奉周恩来的密令到上海向毛泽东如实汇报王力、关锋、戚本禹四处活动,制造动乱的情况。他还随同毛泽东视察三大区，并把毛泽东在外地的谈话向几位老帅作了传达,没有告诉林彪。叶群多次追问毛主席对林副主席怎样评价,杨成武也一直回避不答。加之杨成武被认为是晋察冀山头的,老领导是聂荣臻,非林彪系统。余立金,时任空军政委、空军党委第二书记。他曾是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在武汉遵照周恩来指示没有公开活动和支一派压一派。1968年2月l3日,外交部91名司局长、大使在外交部张贴拥护陈毅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被诬为"2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余立金曾在新四军工作过,是陈毅的老部下,这件事亦成为余立金的罪过。傅崇碧,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他在动乱中,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对徐向前以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他还如实报告了彭德怀被残酷批斗、打断肋骨的情况,为江青一伙所忌恨。傅崇碧同样有在晋察冀工作过的经历。l961 年3月,林彪、江青等诬陷余立金勾结杨成武搞 "山头主义"、"两面派"、余立金是"叛徒",博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等,制造了所谓"杨、余 傅事件"。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任命黄永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不久,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并分别兼任空军、海军、总后勤部领导人。以后,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 人组成,后又增加了黄永胜、李作鹏、谢富治等人。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为林彪所信任的人把持了军队领导权，使军队建设进一步受到破坏"。

　　二 

　　军事工作的削弱及损失

　　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以后,以"突出政治"为名,指责军事训练时间占得过多,"冲击了政治气1966年2月,他提出:政治教育和军事教 育的时间比例现在三七开,可考虑改为四六开, 对半开,甚至倒三七开。8月16日,根据林彪此 议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改革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决定(草案)》,规定政治教育时间一律占部队工作时间的50%;军事训练时间,全训部队为40%,半训部队半生产部队为20%,生产 部队为10%。其他工作如果与政治教育发生矛盾,都要给政治教育让路。"文革"时期,"突出政治"的观点被推崇为部队全面建设的指导思想, 凡是不赞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人,都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等各种政治帽子,致使军事干部不敢抓训练,战士不敢学技术,加上全军先后派出280万名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部队常年得不到训练,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军军事训练的低谷,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据1969年5月对1个军区中18名师长、92名 团长的调查,其中的半数不会组织本级战斗演习,2个师的109名基层干部仅有10%能组织本级训练,有的作训参谋不知道什么是"行军序 列飞营、连干部多数不会组织行军、宿营和战场 生活管理,有的连队干部甚至连军语也不懂。空军l958年平均每个飞行员仅飞行24个小时，训练内容也简化了,降低了飞行难度,致使 空课目越飞越低,低空课目越飞越高,复杂课 程越飞越简单。全空军只有一个军事素质较高, 在比较复杂条件下执行任务的甲类团。

　　军队的管理教育同样受到严重干扰。动乱破坏了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不少军事机关曾陷于瘫痪。建国以来逐渐形成和制订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被极左思潮一概否定,管理工作无章循,部队各种事故和不良倾向逐年增加。1969年全军因行政责任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多达2436人,仅汽车事故一项就死亡1359人。受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的影响,部队优良的组织纪律严明的作风,严重涣散,一些单位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盛行,不守纪律、不讲军容,甚至公开对抗领导,违抗命令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人把无理顶撞当成"反潮流",视把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为"大方向”，一些领导干部对违纪现象不敢 管,不敢抓。极大地危害了部队的团结和稳定, 削弱了战斗力,也影响了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 威信。

　　另一方面,军队又存在着机构膝肿,兵员膨胀的不正常状况。为适应"文革"政治斗争的需 要,各级领导机关都设立了各种名目的运动办公室,诸如专案组、审干组、大批判组、清查办公室、三支两军办公室等等。1966年以后,林彪等人鼓吹"需要就是编制",大量扩编部队,增加编制定额。副职领导干部成倍增加,一些军、师、团和省军队,军分区的领导班子成员多达十几名甚至数十名。非战斗人员大幅度增加。造成部队组织编制混乱,比例失调,机构朦肿,干部严重超编。到1971年,全军总人数与1965年相 比,增长20%多,同1958年相比,增加了1.53 倍。大量军费用于人员开支,影响了武器装备 的改善和部队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文革"中,军队系统中有的科研机构被撤销,有些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武器装备的 科研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1969年,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利用调整国防工业管理体制之机,各自抓权,把全军的装备计划管理、军工生产系统和科学研究机构,分为4 摊,分别成立了以吴法宪为组长的航空工业领导小组;以李作鹏为组长的造船工业、科研领导 小组和电信工业领导小组;以邱会作为组长的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他们各自为政,自成系统,严重破坏了装备建设的统一计划,统一管理,也破坏了科研工作的协作与交流。这一时期 生产的武器装备(包括飞机、舰艇、坦克、大炮、 检支、弹药、雷达、通讯设备等)存在的普遍问题是质量不好和不配套。如海军接收的5型主要舰艇,遗留的质量问题和关键性技术问题就达 469项。全军1969年至1971年接收的700多 架歼6型飞机,有50%缺少必要的配套器具。还有些产品生产出来后,因不配套无法装备部队。有些已经装备部队的产品,因质量达不到标准,发生严重事故,造成很大损失和恶劣影响。其后为了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又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军队院校如同地方院校一样是"文革"中的 重灾区。林彪、江青等人全盘否定军事院校的作用和成绩,在他们的唆使下,全军院校从1966 年10月开始"四大","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 闹革命"。数以万计的院校学员离开学校,走向 社会,在全国各地串连。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陷 入无休止的派性斗争。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员遭到揪斗和迫害。教学活动完全停止。到1969年, 全军院校由125所锐减为43所,除军政大学和1所海军水面舰艇学校外,其余指挥院校和部分专业技术院校被撤销。经过十几年努力建立起来的指挥院校实行初、中、高三级制,专业技术院校实行中等和高等两级制的院校体系遭到破坏。一大批优秀教员被处理。长期积累的珍贵的教学资料和图书被销毁或散失,大量仪器设备损坏严重。校舍也都改作他用。

　　三 

　　维护军队稳定的斗争

　　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为维护军队的稳定,一批军队领导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抵制和斗争,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

　　最初的斗争是围绕军队要不要搞"四大"和维护军队的稳定展开的。动乱在1966年10月以后波及军队,立即引起军队老同志的忧虑,他们出于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不顾政治形势险恶,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抗争。这年11月l2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10万人的军队院校和文化单位来京人员大会。陈毅发表讲话"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我1927年参军, 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 "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徐向前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得开得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用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强调:"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少数人我很愤恨!"贺龙也在大会上讲了话。29日,在工人体 育场再次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陈毅在会上讲话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直截了当的看法，他说:"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 “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励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叶剑英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你们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这些正确意见,被江青诬为"是镇压群众",唆使军内造反派批判陈毅、叶剑英的讲话。

　　进入1967年,运动在发展,动乱在升级,老同志的抵制和斗争也在继续。1月10日,徐向前在江青送来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和小组成员名单上提了3点意见,基本思想"就是部 队的‘文化大革命’要有党的领导,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月11日,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就稳定军队作了专题发言,指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为 此,l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下达了《不许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规定:决不准在幕前或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1 月19日、20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 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叶群、姚文元针锋相对地争论起来,老帅们坚持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面对江青、叶群预先策划从总政治部打开缺口,搞乱军队的阴谋,老帅们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都震到地下。叶剑英拍桌子把手骨拍断。这就是所谓"二月逆流"中轰动一时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l月23日,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全体军队干部向毛泽东、林彪写了"请示报告",就 军以上(不含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提出6条建议。1月24日,徐向前首先提出,由叶剑英、聂荣臻、陈毅、杨成武、林彪等共同讨论, 得到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中央军委颁布《八 条命令》,规定:"军内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不允许变相体罚"气军队系统外出串连者"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不准冲击军事机关和保密系统”；军队内的文件、档案和资料"一律不得索取和抢劫";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战备和国防;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2月11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提出:军以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要正确区分领导干部与"走资派", 将把干部一律打倒,领导干部要与群众一道革命,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要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反对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人等不良倾向；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 ,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各级 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组织,任何人冲击。2月16日,中央军 委作出《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提出军队可以夺的单位只限于学院学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在这些单位中,要不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必须经过上级批准。2月21 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五一研究所和机要密码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指出:"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这些单位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己夺了权的要立即交回"。

　　上述文件和所规定的措施,对稳定军队起 了重要作用。

　　四 

　　排除极"左"错误干扰的 整顿及其受挫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 军委办公会议飞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提出林彪搞了 11年,军队的问题不少。要整顿军队,肃清林彪的影响。要有破有立。对他们错误的东西要破, 要立正确路线。四好运动搞了很多形式,要整顿。部队的作风也搞坏了,要改正过来。军事训练也有形式主义,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才能打仗。随后,全军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清 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军队中的影响,恢复和加强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军队整顿。 叶剑英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整顿军队的3方面内容。1.整顿思想作风。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彻底 纠正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注重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贯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肃清林彪宗派主 的流毒,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领导干部要跟 ,跟党的路线,不要跟人。2.整顿编制、体制, 革部队装备。3.大力加强军事训练,严格要求,纠正只搞文不搞武的倾向;加强军兵种协同训练;恢复必要的指挥院校和技术院校;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加强部队管理。

　　为了彻底扭转前一时期部队训练落后局 ,1972年4月19日,中央军委在叶剑英的积极倡导下,发出了《关于办好教导队加强轮训部基层干部的指示》,提出军队的党组织要加强训练的领导,干部要亲自抓,进行传、帮、带, 要统筹安排,在两年内把基层干部轮训完,有实战经验的军、师、团领导干部要亲自任教。全军响应这一号召,军师以上部队迅速组建了900个教导队。在军组织轮训的教导队中,军、师、团的干部分别当队长、排长和班长,营以干部当兵;在师组织的教导队中,师、团、营的干部分别认长、排长和班长,连以下干部当兵。到1973 年底,全军有1.9万余名团以上干部到教导队任职任教,60%以上的军长、师长和政治委员任 导队的连、排长,80%以上的干部对所学主要科目会讲、会做、会教,全军共轮训干部31万余人。1974年,全军又轮训基层干部50余万人, 大大推动了全军的训练,改变了基层干部组织指挥和管理教育能力不高的状况。

　　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军队所面临的任务，叶剑英还要求军事训练中要强调打坦克训 练的重要性,"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为此, 是军委专门下发了文件。各部队遵照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普遍开展以打坦克为主的 ;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训练。沈阳军区在1970至1972年的3年中,仅培训骨干就达20余万名。各部队在训练中一是通过了解坦克、飞机的性能、特点及应用原则摸索和改进训练方法；二是发动群众研制各种打坦克器材。"三打” “三防”训练的成绩是显著的。到1972年, 许多部队达到每人有1件,每班有1套打坦克器材。沈阳、济南和北京军区的95%的连队普及了3至5种打坦克、打飞机的手段以及摸索了打空降的有效方法。同年秋天,总参谋部委托北京军区在张家口地区组织了打集群坦克的研究性演习,标志着全军的作战指导思想从打敌 步兵为主转到以打敌坦克为主,对加强现代化条件下反侵略战争准备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还抓了军队院校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73年12月8日,在毛泽东批 准,中央军委转发全军院校调整领导小组《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四十一所院校的报告》。从 1974年开始,各总部、军区和军兵种都认真落实这一部署,到1975年,全军院校发展到14 所,其中指挥院校38所,技术院校44所,预备学校2所。编制员额占全军总人数的2.7%。

　　正当上述整顿使军队工作出现转机之际, 1974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发起"批林批孔"运动， 他们对全军逐步出现的新气象表示不满,指责军队"不批林不批孔",不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煽动全军学"儒法军事思想斗争史",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把军事训练热潮再次打了下去,军队院校刚刚恢复的正常教学秩序又受到严重冲击。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同江 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狠抓军队各项工作的整顿。他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 上指出:"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好多 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瘫肿不堪"。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 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负责主持处理日常工作。在新组成的军委常委第一次会议上,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就提上日程。邓小平指出军委扩大会议应集中解决军队的编制问题,以此达到整顿军队、加强战备、实现安定团结的目的。叶剑英强调,中心问题是解决人的问题,也就是编制问题,压缩军队定额问题、干部问题。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军队整顿的任务》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军队建设要解决"肿"、"散"、 "骄"、"奢"、"惰"5个字,领导班子要解"软”、"懒"、"散"的问题。为此,必须实行精简整编; 选好干部,整顿和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有效的规章制度和编制体制。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团结和纪律的行径对军队产生的恶劣影响,他提出要加强政治工作,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持和发扬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军队现代化所造成的恶果,他提出要改善武器装备、搞好战备,把教育训练放在 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叶剑英作了总结讲话,就军队整顿作了具体部署。邓小平、叶剑 英的讲话为军队整顿指明了方向。这次会议还向部分军队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对"四人帮" 曲多次批评,严肃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 手军队,搞阴谋活动。这成为最终解决"四人 帮"反革命集团问题的一个重要准备。

　　7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和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 要求全军"认真传达学习,贯彻执行"。军队的整顿工作全面推开。

　　9月7日,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根据会议精神拟制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 方案》。《方案》确定的精减调整原则是:大力精减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压缩普通兵员,淘汰陈旧设备;有些部队实行简编,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保持一定数量的齐装满员部队,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的建设。《方案》规定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其中陆军精简27.3%;海军精简17%;空军精简16.4%;各军区及其直属单位精简38%;总部 其直属单位精简16.6%。这次精简整编从 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到1976年全军总人数比1975年减少了13.6%,初见成效。但由于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精简整编任务有完成就停了下来。

　　整顿的又一主要成果是对军队各大单位的迅速、果断地作了调整,同时落实干部政策，从而有效地稳定和巩固了军队。这一成果对防止“四人帮"篡夺军队领导权是十分重要的。

　　在军队训练方面,1975年10月成立了以 参谋长李达为召集人,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和副部长李元参加的总部训练小组,加强训练工作的领导。当月,总参谋部组织全军300多名军师职干部,到河南临汝参观见习武汉军区组织的加强陆军师运动战检验性演习。11月,又举办全军教导队长集训、副总参谋长何正文任集训队队长,总参谋部顾问孙毅任总教练,组织学员学习共同条令。与此同时,总参谋部重新颁布了训练大纲、条令、教材,逐步恢复了正规化训练的秩序。军事训练取得明显成绩,如工程兵组织的5个舟桥团在长江中游的架设浮桥合练, 在长达3个月时间内先后成功架设了62式50 吨加强型浮桥、2×50吨双行道浮桥和62式与 74式混合50吨浮桥15次,安全通过各种兵器、车辆、机械2100多台次。这一年各军区和军兵种还组织了17次军事演习。1976年底,三总部召开全军训练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九七六年训练指示》。1976年1月,中央军委转发这个指示,全军又迅速掀起以"三打"、“三防"为主的群众性练兵热潮。军事训练再度出现好的形势。 但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江青等人把轰轰烈烈的训练热潮诬蔑为"单纯的军事观点抬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回潮", 平受到公开批判,整顿工作被迫中断。

　　五 

　　战备工作的成绩

　　六、七十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复杂的。美国侵略越南、老挝,威胁中国安全;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境,多次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对此,毛泽东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多次强调要重视备战工作,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同时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落实备战部署。因此,尽管军队建设在"文革"中受到削弱和破坏, 但战备工作却始终得到加强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家每年都投入大量资金加强主要方向和重点地区的设防工程建 设,解放军抽调工程兵和步兵承担施工任务,这一工作基本上做到连续不辍。到七十年代中期, 设防阵地工程已初具规模。1974年以后,主要精力转到阵地工程配套建设上,使主要方向的 阵地工程更加完善。同时,还形成了设防工程与人民防空、城市防空工程相结合的预设战场战防体系。同一时期,战略、战役指挥工程建设也有很大进展。

　　各军兵种的战场建设,也成绩可观。海军扩建了数座大型驱逐舰码头,新建了核潜艇基地 和一批导弹艇、潜艇和飞机的洞库以及一些综性指挥工程。空军加强机场建设、新建、改建 一批地下指挥工程和仓库、油库,新建和改善了许多高炮、地空导弹、雷达技术阵地。第二炮兵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批准的战略 弹阵地工程建设规划,组织了工程建设。为了提高国防通讯网的抗毁性,增强通讯保障能力, 加强了地下电缆通信网建设。从1969年到 1979年,埋设电缆线路数万公里,连通全国27 省、自治区、直辖市,形成地下通讯网。

　　尖端武器的研制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在动乱的形势下,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要 研制工作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主持国防科技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关心和爱护科技人员,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保护国防科技战线不受动乱冲击。他亲自到基地主持核试验。1966年10 ,中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 10月,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使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1970年4月, 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从1970年到1978 ,每年都进行一次核武器试验。1976年,"四人帮"兴风作浪,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大干部、战士、科技人员,顶住干扰,坚守岗位,一年内进行了4次核武器试验,使中国的战略核武器日趋完善。与此同时,第二炮兵自1966年7月组建以后,装备逐步得到加强。陆续装备了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成为一个初具规模有作战能力的独立兵种。

　　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家领土、领海和领空安全上也作出贡献。从1966年至1968年,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在社会动乱中严守岗位,共击落击伤入侵的美国军用飞机21架,台湾国民党军用飞机5架。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 70余人,配以装甲车2辆,卡车和指挥车各一两,悍然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首先开枪打死打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战士多人。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给入侵者以歼灭性打击。3月4日至17日，苏军使用坦克、装甲车几十辆,出动步兵数百人，在飞机炮火掩护下,多次向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发起攻击,中国边防部队和参战民兵奋起反击,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连续入侵。1974年1月15日至19日,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出动海、空军入侵西沙群岛的永乐岛海域,用军舰多次撞坏中国渔轮,并武装侵占中国金银、甘泉等岛屿。中国军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反击,给侵犯者以应有的惩罚。20日,收复了甘泉、珊瑚、金银三岛。

　　人民解放军还向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支援越南、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根据越南劳动 党、政府的要求和中越两国政府的协议，从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32万余人,分批进入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修建机场、通讯设施和国防工事以及沿海扫雷等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向越南军队无偿提供了足够200万人使用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帮助培训了军事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大量人力、物力和技术援助,对越南人民取得抗美救国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老挝人民进行抗美战争 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老挝人民的要求和中老双方政府协议,从1961年至1974年,向老挝爱国军队提供了军事物资和军事技术援助。从1962年2月起,先后派出防空、工程、地面警卫、后勤等部队11万余人,赴老挝修筑公路和防空作战。至1978年5月,无偿为老挝修建 800多公里高标准公路。中国军队有力地到支援了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