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建设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是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游击战争就失掉了依托，就难以长期地生存和发展。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农村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提出：“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1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大力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使十分落后、艰苦的农村根据地不仅支持了敌后的长期抗战，而且成为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最先进地区。

　　（一）“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

　　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领导创建了一批各种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些抗日民主政权，是遵守中央政府的法规与命令、服从中央政府领导的地方政府，同时又是独立颁布地方性法规与命令、自主地在敌后坚持斗争的自治政府。2这些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注意吸收坚持抗日斗争、取得民众信任的当地各界人士参加，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

　　1940年，中共创建和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新的形势。首先，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敌后根据地已具有一定规模，并积累了政权建设的初步经验，系统地总结这些经验，使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规范化、制度化，已成为形势发展的需要。其次，中共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西北、华北制造的大规模反共磨擦，迫使国民党当局在事实上承认了这些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这为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同时，1939年9月以后，民主宪政运动在全国普遍兴起，人民的民主要求日益高涨，但国民党当局仍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因此，通过地方性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推动全国政治民主化，成为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全面总结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各项政策。第一，指示明确规定了敌后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专政。这就纠正了党内有些同志认为这一政权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的“左”倾观点。第二，指示明确规定了组织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1/3，并强调要克服“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第三，指示明确规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必须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坚决贯彻“三三制”原则，不能敷衍塞责，并要求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3这一指示的下发和执行，使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在政权建设方面也发挥着示范作用。早在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就从乡、区、县到全边区开展了普选运动，民主选举了边区各级政府。9月，原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正式改为边区政府。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召开第一届参议会，民选的145名各界参议员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为副议长，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并选举了15名边区政府委员。194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经过修订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边区的“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实行“三三制”原则。4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9名常驻参议员，其中共产党员3人；选举18名边区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6人；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11月6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说，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政策，严肃批评了党内“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作风”。他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5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为各抗日根据地树立了楷模，推动了“三三制”原则的普遍实施。

　　晋察冀根据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于1938年1月，是中共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到同年底，晋察冀根据地已建立晋东北、冀西、冀中3个行政主任公署，36个县政权。1940年8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中共晋察冀边委公布了《目前施政纲领》，具体规定了“三三制”原则的实施办法，并于同年秋开始在根据地内广泛开展普选工作。1943年1月，晋察冀根据地在度过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之后，于河北阜平县召开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全边区13个专区、98个县民主选举的288名参议员出席会议。会议选举成仿吾为参议会议长、原北平燕京大学教授于力为副议长；在7名驻会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只占2人；边区行政委员会的9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占3人。

　　晋绥根据地由晋西北和大青山两个战略区组成。1940年初，原管辖晋西北行政事务的山西第二行政公署，因制造磨擦活动被驱逐。2月，晋西北根据地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成立了以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为主任的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亦称晋西北行政公署）。8月，又在大青山根据地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驻绥办事处。9月，行政公署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决定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和健全根据地的各级行政机构。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晋绥根据地于1942年10月在山西兴县召开临时参议会，民选的145名各界参议员出席会议。会议选举共产党员林枫为参议会议长，选举开明绅士刘少白、牛荫冠为副议长，续范亭为行政公署主任。

　　晋冀鲁豫边区由晋冀豫（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根据地逐步发展而成。1940年8月，冀南、太行、太岳3个根据地成立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成为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翌年1月，冀鲁豫边区也建立了统一的行政主任公署。3月，冀太联办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决定按照“三三制”原则筹备召开边区临时参议会，并随后开始了普选工作。7月，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晋东南辽县（今左权县）举行，出席大会的民选参议员共133人，其中共产党员46人。会议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建议，将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改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鲁西根据地并入冀鲁豫边区，与晋冀豫根据地共同组成晋冀鲁豫边区。边区临时参议会选举申伯纯为议长，老同盟会员宋维周、邢肇堂为副议长；选举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

　　山东根据地到1940年已建立了2个行政公署，10余个专区级政权，70多个县级政权。7月，山东省各界代表召开“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省临时参议会，原全国救国会执行委员范铭枢当选为参议会议长，马保三、刘民生为副议长，并选举成立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广委员会（简称战工委），黎玉为首席组长，李澄之为副首席组长（后改称正、副主任委员）。山东省战工委在各级政权中积极贯彻“三三制”，认真开展民主建政工作，广泛吸收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充分调动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1943年9月，山东省战工委正式改称山东省行政委员会。

　　华中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在1940年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时期。中共中央对华中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视，认为争取这一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与中共携手合作，“对于争取整个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以及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作用，对于孤立买办大资产阶级集团有重要的作用。”6因此，要求华中地区的领导人，认真总结和吸取华北地区政权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一开始便实行三三制政权，把原来的大地主阶级旧政权改造成为几个革命阶级抗日民主的统一战线政权，防止过左过右的错误，以免缩小抗日民主政权的社会基础。”71940年11月，苏北临时参议会在海安召开，有14个县的381名各界代表出席。会议选举爱国名绅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并决定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管文蔚为主任。在此前后，华中各根据地也都广泛争取各界人士，组成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

　　各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一般来说都是非常精干和高效率的。但是，由于这些政权大多数建立在比较落后、贫瘠的地区，再加上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人民群众对脱产的政权机关的经济负担能力十分有限。1941年11月，开明绅士李鼎铭等11人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实行精兵简政主义”的提案。会议根据这一提案，经过充分讨论，作出了“精兵简政”的决议。12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精兵简政，缩减党政机关、民众团体中脱产人员的数量，节省民力，提高效能。8各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认真贯彻精兵简政政策。在“精兵”方面，缩编了主力部队，特别是精简了军事指挥机关，加强地方武装和不脱产的民兵组织。在“简政”方面，紧缩各级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提高工作效能。精简的基本原则是，党政军的全部脱产人员不超过根据地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系统占2%，党政民系统占1%。精兵简政政策的实施，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缓解了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进一步密切了与广大群众的联系，使人民的抗日民主政权更加深入人心。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长期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分割之中，各根据地之间、上下级之间联系十分困难。这一方面要求加强统一领导，使各根据地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能够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又必须适应地区性分散游击战争的特点，使各根据地能够独立地灵活地应付各种复杂情况。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正确规定了根据地党政军民各系统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强调了共产党对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领导地位，要求各根据地建立统一的“一元化”领导，同时也批评了党内“党政不分”、“事事干涉”和“包办代替”等错误倾向，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地方政权系统实行“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通过党在政权系统的党团和党员开展工作，规定“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决定》即强调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也要求各地根据地区性、游击性、独立性的特点，本着“一切服从战争”的最高原则，机动灵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9这一决定的下发和贯彻，加强了各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协调了根据地各系统的关系，使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更趋完善。

　　中共领导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合理安排了各抗日阶级的团结合作关系，充分调动了各界群众的抗日民主积极性，对坚持敌后抗战、推动中国政治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些政权大多数并未得到当时中央政府的承认，甚至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端攻击和压迫，但是这些政权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愿望，适应了抗日救国的要求，“在实质上是最合法的”10。这些政权的基本性质和实行的各项政策，标志着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开始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成为代表着中国发展方向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以高度的救国热情和主人翁的责任感，积极地投入到敌后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之中。

　　（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上都建立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偏远农村，同时又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之中。物资匮乏，供应不足，成为摆在敌后抗日军民面前的严重困难。只有积极组织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才能保障敌后军民的基本生活，支持抗日斗争，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因此，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一环。

　　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中共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但是，农村中残酷的封建剥削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极为困苦，严重妨碍着农民群众抗日和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为此，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即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时期改善人民生活的一项重要政策。这项政策一方面要求地主阶级必须减轻对贫苦农民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仍要向地主交付一定数量的租息，照顾到地主、富农的利益。减租减息政策兼顾了农村中各阶级的关系，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正确政策。

　　中共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即开始实行减租减息。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首先颁布了《减租减息单行条例》。1940年4月，晋西北行政公署制定了《减租减息条例》。同年12月，冀太联办和山东省战工委也分别下发了《减租减息条例》。各根据地采取的减租办法，一般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一般是规定年利率为一分（即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亦称“一分减息”或“分半减息”。同时，还取消了正租以外的其他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减租减息的实行，给广大农民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调动了他们努力生产和参加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同时也保障了地主阶级的一定利益，使他们能站在拥护抗日民主政权的立场上。

　　但是，在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各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情况还很不平衡。有的地区虽然由政府颁布了减租减息的法令，但并未切实实行，存在着“名减暗不减”的现象，农民的利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有的地区则出现了农民不交租、不交息，甚至乱打、乱罚、乱没收等过左的倾向，违背了联合地主阶级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中共中央认真研究和总结了各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经验和教训，于1942年1月28日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以及关于减租、减息和特殊土地处理问题的三个附件。随后，又于2月4日下发了《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些文件针对各根据地中存在的问题，详细阐明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基本原则和贯彻的具体办法。主要内容有：⑴农民是抗日和生产的基本力量，减租减息的目的即是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活，以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⑵地主的大多数是要求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还需交租交息，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⑶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是抗日和生产不可缺少的一个力量，现阶段的政策是在适当改善工人生活的同时，鼓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在减轻富农封建剥削的同时，鼓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中共中央要求各地认真贯彻上述三条基本原则，努力纠正一切过左、过右的偏向，采取调节农民与地主双方利益的方针，“在实行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11

　　各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纷纷派出干部深入农村，检查前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在此基础上，各地进一步修订了有关的法令和条例，推动减租减息工作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并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经过减租减息，打破了封建势力在农村中的统治，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同时也争取和团结了地主、富农和工商业者，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在敌后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广泛而巩固的基础。

　　在通过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各抗日根据地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各项经济建设，以支持艰苦的敌后抗战。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开展大生产运动。抗战初期，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开支，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民政府拨发的军饷和华侨与国际友人的捐助。随着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这部分经费已远远不敷分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的作战重点逐步转向后方占领区，国民党顽固派也极力限制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发展，因而造成了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生产动员大会，要求全边区的200万群众和党政军群4万多在职人员，普遍开展生产运动，以农业为重点，全面发展各项生产事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陕甘宁边区的各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成立了专门的生产委员会，制定了生产计划，率先开展了生产运动。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全边区共开荒104万亩，增产粮食20万担，增加牛、羊约100万头，4万多在职人员的生产平均保障了3个月的粮食自给，部分生产部队达到了半年至10个月的粮食自给。12

　　根据陕甘宁边区组织生产运动的经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40年2月10日向全党和各抗日根据地发出指示，要求在动员和领导当地群众努力加强生产的同时，组织一切在职人员进行生产活动。指示要求各地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条件，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办法。在比较巩固的地区，一般可按照陕甘宁边区的经验，普遍开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养猪、种菜和商业经营。在尚不巩固的地区，可由地方政府或党组织与当地群众订立合同，组织军民生产协作，军队酌量抽调人力、畜力，帮助农民耕作，由农民供给驻军一定比例的粮秣。在游击区的部队，可利用作战间隙，无代价地帮助农民生产，进一步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促使农民自觉自愿地支援部队。13各抗日根据地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加强了对生产工作的领导，把增加生产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推动了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

　　1941年，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状况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要“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发展大生产运动，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并首先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边区政府生产委员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垦荒生产，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同时加强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畜牧业，发展工业和手工业。驻边区的八路军第359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开赴荒无人烟但土地肥沃的南泥湾，投入开荒生产。到1944年，这支部队共开荒种地26万余亩，当年收获细粮（小米）3．6万石，上缴公粮1万石，并建起了纺织厂、铁工厂、木工厂、农具厂、酱菜厂等加工厂，基本做到了“耕一余一”，成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14与此同时，延安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学校的工作人员也都动员起来，投入到大生产运动的热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亲手开荒、种菜、纺线，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44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生产粮食达6．4万石，边区政府机关生产细粮2．88万石，两者总和超过当年全边区公粮总数的50%以上。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边区还办起了许多小工厂。1943年，全边区共生产棉布32万匹，已超过每年25万匹的基本需要量。1944年，全边区共有公营工厂77家。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使陕甘宁边区基本达到了丰衣足食。

　　华北和华中的敌后根据地军民也在“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口号下，坚持一面作战、一面生产，创造了在艰苦环境中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多种形式。如由政府发放农贷、支援牲畜、代制农具，动员群众开荒垦滩，以扩大农业生产；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组织人员进行农副业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主力部队派出兵力，打击敌人，掩护军民生产；春耕、秋收等农忙季节，部队抽调人员帮助农民抢种、抢收，等等。各根据地还注意发展工业和手工业，建立各类小型工厂，自制枪弹、地雷、手榴弹等武器，生产衣被、毛毯、文具、纸张、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作战和生活需要。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问题及时加以指导，并认真总结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其主要点是：第一，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和经济工作总方针。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必须用90%的精力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那里取得税收；同时还要组织根据地的部队和机关，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一齐从事生产。第二，实行以农业为主、全面发展的方针，建立相对独立的自给经济。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把发展农业作为主要任务，同时也积极推动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商业和金融的全面发展，形成了与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战相适应的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体系。第三，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政策，坚持“公私兼顾”的原则。当时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成分，有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个体劳动者的个体经济、地主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等等。各根据地除对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的限制政策外，对各种公营和私营经济采取了统筹兼顾、全面发展的政策，合理调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了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第四，开展互助合作，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农村中分散的个体生产和劳动力、耕畜、农具等方面的不足，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陕甘宁等根据地号召农民在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下组织起来，建立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集体劳动组织，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等，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五，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针对各抗日根据地以个体经济为基础、被敌人分割包围、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等特点，中共中央一方面要求各地加强对生产事业的统一领导，建立严格的财政经济制度，坚持统一的经济政策和经营方针；另一方面，则实行分散经营，允许以适当的收益归各生产单位所有，调动和提高了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

　　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的包括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大生产运动和相对独立的自给经济，在　形式上违背了社会分工原则，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但它适应了独立自主的分散的敌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在实质上却是进步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对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加强根据地内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团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支持敌后长期抗战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

　　（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多处在文化教育很不发达的落后地区，许多地方甚至连识字的人都很少。据陕甘宁边区盐池、华池等县的调查，当地的识字者仅占总人口的1%。15因此，充分发挥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积极发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对于动员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和政治觉悟，组织广泛的人民抗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进步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作家、学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络绎不绝地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参加人民抗日斗争，成为发展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注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1937年10月，在延安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对推动华北抗日文化工作的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年底，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边区的文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都成为这个协会的成员。以后，延安还陆续成立了文艺、新闻、教育、语言文字、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专业协会、学会或研究会，积极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其他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各种文化、知识界的抗日救国组织。

　　为更加广泛地争取知识分子加入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1939年6月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要求把吸收知识分子作为当前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6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深刻阐明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决定》严肃指出和批评了党内和军队中的一些干部，不懂得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不重视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注意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等错误倾向。为此，《决定》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17。这一决定对进一步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根据地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共中央把加强文化教育工作摆在了重要位置。193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党的各级宣传部门充分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争取对于各种文化团体与机关的影响”，并“应有系统的去计划与检查一般的国民教育”。181940年9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治水平及文化水平，要使各根据地上的干部军队与人民的理论政治与文化水平高于与广于全国各地。”19

　　在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积极领导和推动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是具有广大群众性的农村“剧运”。各抗日根据地涌现了大批农村剧社，运用当地群众所熟悉的民歌、小调、秧歌、地方戏曲等形式编演文艺节目，进行抗日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在太行根据地，到1940年比较巩固的农村剧社就有100多个。在冀中根据地，至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以前，农村剧社发展到1700多个。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和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建立了以抗日宣传为主要任务的剧团或剧社。另一项比较突出的成果，是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1938年1月，延安开展了街头诗运动，许多著名诗人和普通群众积极创作短小精悍的街头诗、诗传单，使这些语言通俗、形式活泼、有很强鼓动性的小诗，在乡村和集镇的墙头上与广大群众见面，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在晋察冀根据地，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影响的诗人群，他们组织诗歌团体，出版《边区诗歌》、《新世纪诗歌》、《诗战线》、《诗建设》等诗刊，广泛开展诗朗诵、诗传单、街头诗等活动，对发动群众的抗日热情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他的群众性文学创作也取得了明显成绩。1939年，陕甘宁边区组织《五月的延安》写作活动，吸引了许多干部、群众和抗日军人参加。1941年5月，冀中根据地开展《冀中一日》征文活动，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各界人员近10万人踊跃供稿，到同年10月经过整理、编辑，印行了包括230多篇纪实作品的《冀中一日》，成为敌后抗日军民斗争生活的真实记录。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以其广泛的群众性为主要特色。同时，许多来到根据地的知名作家也在抗日军民火热斗争生活的熏陶和鼓舞下，到前线去，到农村去，积累了新的生活体验，创造出一批反映敌后抗日斗争和根据地人民新生活的文学作品。但是，由于许多作家刚刚从城市来到农村，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抗日根据地，因此在政治立场、思想感情、生活情趣、创造方法等方面，与广大抗日军民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还不能完全适应抗日斗争和新文化建设的需要。

　　1942年5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邀请在延安的100多名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交流对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看法，研究存在的问题，以推动文艺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毛泽东两次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了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着重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以及如何为人民大众和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他要求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开展“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在立场上转移到工农兵大众方面来，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到工农兵大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吸取文学和艺术的营养，同时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古代的、外国的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努力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和欢迎的优秀作品，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文艺界的整风，对推动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取得突出成绩的，是普遍开展的秧歌运动。1943年春节，延安开始形成秧歌运动的热潮，产生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受到群众喜爱的小秧歌剧。1945年，涌现出了产生广泛影响的大型秧歌剧《白毛女》。民族传统戏剧也根据“推陈出新”的精神，创作并演出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新剧目。诗歌创作在借鉴和吸收民歌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形式和风格，其通俗流畅的语言和婉转明快的节奏，更加适合广大群众口头传诵。小说创作在反映根据地抗日斗争和群众生活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孙犁的《荷花淀》、《村落战》等，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佳作。其他方面的文学艺术创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抗日根据地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使其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利的武器”。

　　“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20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工作，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提出的“抗日的教育政策”，努力发展各个层次的教育事业，使其在培养抗日军政干部，提高根据地群众的文化水平、民族觉悟和抗日热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敌后抗日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大批的军政干部。因此，干部教育成为抗日根据地教育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中共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民族学院、延安大学以及华北联合大学等高等学校，为抗日部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培养了大批干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系由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发展而来，是一所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1939年7月，中共中央为使抗大更好地为敌后抗日斗争服务，将该校由延安迁往晋察冀根据地。1940年2月，抗大又转移到晋冀鲁豫根据地。随着抗日斗争的发展，抗大在各地陆续建起了14所分校，抗大总校及各分校在抗日战争期间共培养了10多万干部，为人民抗日武装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陕北公学成立于1937年9月，主要招收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仅到1938年底，该校就培养了6000多名干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1938年4月，设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是一所培养文艺干部的学校。1939年7月，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校抽调人员，在延安组建了华北联合大学。该校成立后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工作。1941年9月，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创办）、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0年5月创办）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以后，行政学院、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等院校也都相继并入延安大学，使延安大学成为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大学。

　　抗日根据地的普通教育也取得了明显发展。各根据地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进步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努力克服物资缺乏、环境艰苦等困难，因陋就简地办起了大批中、小学校。中共中央和各根据地政府都曾发布文件，明确规定在根据地中实行初级小学（3—4年）义务教育政策。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已有小学1341所，中学7所；晋察冀根据地有小学7697所，根据地的多数适龄儿童都能入学接受教育。在教学内容上，各地把抗日救国思想大量充实到课本中去，用抗日军民对敌斗争的生动事迹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教育。为对付日本帝国主义频繁的进攻和扫荡，一些地区还办起了流动性的游击小学、秘密的隐蔽小学和应付敌寇的伪装小学，以各种形式同日伪的奴化教育作斗争。

　　各抗日根据地为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还大力开展普及文化知识的成人社会教育。各地区采用识字班、夜校、冬学、读报组等形式，对一些不识字的农民进行文化启蒙，使他们摘掉文盲的帽子，更加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激发了高昂的爱国热情。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丰富和活跃了敌后人民的斗争生活，使广大群众在极其紧张、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初步改变了这些地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面貌，为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张星星撰稿）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5页。

　　2 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1~743页。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

　　6 《中央关于对苏北名绅进行统战工作的指示》（1940年10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01页。

　　7 《中央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43页。

　　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64、265页。

　　9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26~435页。

　　10 刘少奇《论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2月），《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6页。

　　1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81~285页。

　　12 《中央财政经济部关于1939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总结的通报》（1940年2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78页。

　　1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89~290页。

　　14 延安革命纪念馆编《圣地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15 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五：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165页。

　　1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34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619页。

　　1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71页。

　　19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87页。

　　20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