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论陈云对新中国积累与消费关系的认识及其贡献

　  [内容提要] 新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既要加快经济发展，又要兼顾人民生活，因此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5年里，如何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始终是党和政府努力探索的重大经济问题，尤其是今天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需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国际环境下变动不居，因此需要我们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陈云同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历史经验。论文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是积累与消费关系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性、与党的宗旨和国家的性质的关系；二是计划经济时期陈云的认识、实践和贡献；三是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陈云的认识、实践和贡献；四是陈云的认识和实践对我们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分配关系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如何处理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至关重要，也是新中国建立6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全力探索和需要处理好的重大经济关系之一。陈云同志作为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长期领导经济工作，始终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他在认识和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有效扩大内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积累与消费关系的重要性

　　新中国建立之前，不仅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少的传统农业国家，而且经过长达140年的我国列强侵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掠夺，以及长期战乱的破坏，处于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1]所谓的“贫困的陷阱”，实际上就是由于经济落后而没有资本积累，从而不能实现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新中国建立后，就是要加快工业化，突破这个陷阱。

　　中国由于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新中国建立初期80%以上的人口在传统农业里，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因此人均剩余很少。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旧中国最高年代，但是中国大陆的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2.3%，苏联的10.3%，英国的5.2%，法国的4.7%，西德的6.9%，日本的22.2%。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就更落后了，当时煤炭产量仅相当于同期美国的7.4%，苏联的18.9%，英国的14.6%。至于发电量，只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6%，苏联的6.1%，英国的9.7%，法国的18%，西德的12.9%，日本的14.1%，人均发电量则仅为美国的0.4%，苏联的2.2%，英国的8.4%，日本的20%。[2]毛泽东曾形象地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早在清朝后期，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当时就有人形象地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3]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7月30日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即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国民党曾企图用制定许多土地改革法令的方式，以谋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律中有的失败了，另外则遭忽视。国民政府今日所面临之难境，大部分正为了它不能以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民食，中共宣传的大部分，就是由他们将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所组成。”[4]

　　再从当时的农业来看，形势更为严峻。1952年，不仅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而且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0.9头和0.6部。加上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少。

　　当时的工业非常薄弱，1952年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5]。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时，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仅为119元人民币，人均储蓄存款仅为1．5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仅为1．39亿美元。1952年，我国的城乡人均储蓄只有1. 5元，国家的外汇储备1. 39亿美元，财政总收入183. 7亿元，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尚不足100亿元。[6]

　　而严峻的国际形势有需要加快工业化步伐。因此如何解决积累与消费的矛盾，既要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本积累，又要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以及逐步有所改善，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牺牲人民群众利益或掠夺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办法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工业化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推进的，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化的推进必然伴随着资源配置向先行工业化国家倾斜，即落后的传统经济国家和地区处于被动的低端，利润流向新兴工业国家。从历史上看，这种流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府依靠战争、不平等条约等强制手段，直接或间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经济落后国家（即看的见的手）；二是通过投资、贸易等经济手段（即看不见的手），依靠资本、技术和垄断来完成的。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前，工业化国家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第一种方式，这就是马克思所概括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对外扩张，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出现了与帝国主义阵营相抗衡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浪潮中形成了一大批不容忽视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战争的阴霾并没有散去，冷战格局的形成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构成了威胁。“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的惨痛教训。正如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所指出的：“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的国民经济，又经历了长期战争的破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更加残破，留给新中国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经济凋敝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摊子。因此，正如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所指出的：“我国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上还是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还是不能自己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不能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没有现代国防工业的国家。在一九五二年，我国钢的年产量平均每人约二点四公斤，苏联平均每人约一百五十余公斤；我国棉布的年产量平均每人可得约九公尺，苏联每人可得约二十三公尺。因此，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

 二、计划经济条件下陈云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思想

　　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第一次台海危机又使得新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的步伐，此时苏联又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于是为了将极为有限和非常分散的农业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加快工业化，中国就需要建立起一个既保证高积累又保证社会稳定的体制，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正好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因此从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保障了剩余索取和投资达到了最大限度。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旧中国经济最好的1931～1936年，资本积累率6年中有4年为负数，最高的1936年也仅为6.0%。[7]而新中国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远高于11%，最低为1963-1965年的22.7%，最高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

　　1956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以后，虽然使得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保证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投资饥渴”也如影随形，始终成为干扰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关键因素。[8]因此，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作为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高度关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正如他在1953年制订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时所形象地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9]虽然这里讲的是统购统销，但是实际上反映的是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早在1954年陈云负责起草“一五”计划草案时，就注意到了积累与消费的平衡问题。1954年7月，针对“一五”计划编制中的问题，陈云提出了中国经济计划中需要遵循四大平衡——物资平衡、财政收支平衡、购买力与商品供给平衡、信贷平衡——的思想，并强调，“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10]中国需要快速地进行经济建设，但同时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也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国力。1956年10月23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言时又指出：“我国的建设规模究竟应该多大，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前三年的建设基本上按计划进行，今年规模大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要很好解决，现在国内市场很紧张，人人都有意见。今后搞建设，粮食、肉、植物油等吃的东西必须得到保证。”[11]

　  1957年1月，陈云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有关综合平衡的经验教训，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平衡发展理论。陈云还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5条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制约方法：（1）财政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略有节余；（2）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3）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必须同消费品的可供量相适应；（4）基建规模与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5）重视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12]

　　三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后，从1961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调整时期，陈云受命于危难之际，为了尽快走出经济困境，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于1962年首先从调整积累于消费关系入手，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以使积累率降下来。1961年基建投资比上一年压缩23%，1962年又比上一年再压掉一半；压缩积累率，1962年积累率下降到10.4%，到了1964年经济回升后，才回到比第一个五年计划（24.2%）还要保守的22.2%。[13]

 三、改革开放以后陈云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思想

　　针对1976年粉碎“ 四人帮” 以后全国出现的“大干快上”、基本建设居高不下、高积累加剧了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情况，1976年积累率为31%，1977年为32.3%，1978年更高达36%，仅次于1959年地3.8%和1960年的39.5%，成为建国以来投资率的第三个高峰年。针对这种情况，陈云要降低积累率、以满足人民衣食之需的政策。陈云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生产和基本建设材料供给问题时就说：“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成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针对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过快的发展势头，陈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工业引进项目必须“循序而进”，不能“一拥而上”，否则，“欲速则不达”[14]此后，陈云还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搞了个材料，题目是《从历史经验中探讨我国合理的积累率》，认为积累占国民收入的25%比较合适。这个建议得到中央的认可。

　　由于实行高积累政策或和计划经济对农民限制过多，农民生活水平长期以来改善不明显，农村贫困人口很多，1978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有2.5亿。对此，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说：“ 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 、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感到粮食进口多了，下一年少进一点就是 了。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15]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以“放权让利”为特点的改革推行，特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农业连年大幅度增产，加上调整经济、压低积累率，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和迫切心情，加上经过“文革”十年的破坏使许多人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党的领导干部也希望通过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来凝聚人心。因此在调整期间，强调消费，强调生活水平的现代化又成为主要倾向，出现滥发奖金、补贴，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的现象。真可谓“过犹不及”。针对这种倾向，陈云开始从另一个方面来调整积累于消费的关系，即强调适度积累的必要性。1981年9月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增长的幅度。工资也好，奖金也好，对农民的补贴也好，都要有一定的幅度。每年国家增加的收入，分给人民生活多少,，用于建设多少，要有统盘的筹划。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饭可以吃得好一点，特别是现在吃得差的人，总要慢慢让他们吃得好一点。但吃得太好也办不到，总还要有钱搞建设。[16]

　　陈云在1981年12月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再提出：我们经济工作的一个大方针就是“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17]。1982年1月25日，陈云邀请姚依林、宋平等国家计委负责人来住所举行春节座谈会，他又指出：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 可以改善, 但改善的 幅度要很好研究。 还是那句话: 从全局看, 第一是吃饭, 第二要建设。 吃光用光, 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 还有余力搞建设, 国家才有希望。[18]1983年6月3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一次提出：“这几年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改善，今后也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但是，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增长的幅度。工资也好，奖金也好，对农民的补贴也好，都要有一定的限度。还是那句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19]

　　1984年以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受农村改革成功和农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鼓舞，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城市居民对提高收入的预期目标也空前高涨。 1988年10月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时，又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还是那两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20]

四、陈云的认识和实践对我们今天经济工作的启示

　　 众所周知，合理的积累与消费关系，或着说投资于消费的比率，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需要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及时调整。一般来说，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和消费存在着此多彼少的关系。积累本质上是为了扩大未来的消费。但积累比重过大，必然损害现期消费，从而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并造成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即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的生产过剩危机。但是投资率过低，又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不利于扩大就业。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适度抑制消费扩张，提倡节俭和扩大积累，是完全必要的，这也就是陈云所说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思想。实际上，再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是完全的政府主导型发展，主要的问题是抑制投资率过高的问题，因此陈云在改革开放前始终强调平衡问题和不要因为过度投资而影响人们生活；再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由于基本上是在公有制下的“放权让利”，以及人们的对前30年低消费“补偿”心里，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生活水平的压力，对提高消费的预期过高，因此陈云同志在80年代反复强调要抑制消费的过度扩张是合理的。这种变化反映出陈云同志实事求是、因时制宜，既不墨守陈规、又不随大流的可贵精神。

　　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今天我国不仅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而且人均收入已经突破7000美元，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偏上水平。应该说，今天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发展水平，不仅与20世纪的50年代不可同日耳语，就是与80年代相比，也已经是时过境迁，完全不同了，此时的积累于消费的关系，更多地是由市场决定的，因此在资本的主导下，积累率自90年代中期以来呈现出长期居高不下的局面，而消费需求则自1997年经济首次出现买方市场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自新世纪以来一直在0.46以上的高位徘徊，消费需求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没有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变。因此，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尤其是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如何通过政府这知“看的见的手”来调控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通过政府的财政转型和“二次分配”职能，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群众的有效消费需求，至关重要。而陈云处理积累于消费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则具有深刻的启示。

　　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或者说主要制约因素，已经不是资本稀缺和投资不足的问题，而是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各级政府长期将提高GDP为第一追求目标和资本主导分配的情况下，目前主要的问题时投资率过高和工资在分配中占比过低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学习陈云同志因时制宜、实事求是地对待积累与消费关系，不能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继续维持前20年所形成的高积累比率。处理积累于消费的关系反映了处理积累问题。

　　其次，陈云始终是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来认识和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是全面考虑如何兼顾人民群众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而在今天，除了国家的财政支出体现了惠及全体人民的公共服务功能外，就微观经济和企业来说，绝大部分企业和70%以上的从业人员是在混合所有制、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工作。这些企业除了纳税外，其内部的分配机制基本上是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分配的，资本处于主导地位。换句话说，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初期，即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的年代，新增社会财富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配，是完全的人们常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是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今天我们要处理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国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已经包含了私人资本与雇佣劳动者在分配中的关系，包含了资本与劳动如何分享新创财富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处理这个关系时，就必须考虑到这种变化，更好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在资本主导分配的机制下，充分保护雇佣劳动者的利益。

　　（说明：此文已经发表于《党的文献》2015年“陈云研究专刊”）

　　[1]所谓“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因贫困而不断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无法自拔。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根据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根源的考察，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困，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造成的，其中，“贫困的恶性循环”居于支配地位；从资本的供给看，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收入——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恶性循环之所以会形成，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过低，人均收入过低是因为资本稀缺，而资本稀缺的根源又在于人均收入过低，低收入和贫困无法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储蓄，由此就没有投资和资本形成，从而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