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文化流变与经济发展——略论吴文化与苏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 作 者
- 武力
- 发表/出版时间
- 2010年06月06日
- 学科分类
- 经济史研究 文化史研究 地方史研究
- 成果类型
- 论文
- 发表/出版情况
- 《2010中国（无锡）吴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
- PDF全文
近代以来，中国近五千年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立在高度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灿烂文化遭遇到西方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化强烈冲击，当中华民族通过民主革命实现了国家独立并为现代化扫除了制度障碍后，如何建立起能够既适应国情又符合现代化的文化，即实现文化的转型，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成为继工业化、民主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之后的第五大任务。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探讨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走在全国前列的吴地文化发展与转型，以及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就是一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作用的事情。胡发贵 先生的《吴地文化的诚信精神与吴地工商文明》和唐茂松 先生的《倡导“诚信”的吴地工商民俗》，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三）重视教育。张謇在大力兴办实业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教育。他提出了“父教育，母实业”的思想，并在南通兴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他创办的南通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等，开全国风气之先。薛明剑曾经在1960年代初著文评价说：“无锡一般民族资产阶级都喜欢办教育事业。有人说，都是为了培养人才，便利继续剥削；也有人说，是为了博取社会声誉。但是，德生创办教育事业，始终未曾支付公司或厂内一分钱，完全由他私人名下支付。如最初开办公益小学。远在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是时事业尚未立足，申新、福新尚未开办。是后，由小学而中学，并及女学，莫不如此。”[9] 乡贤捐资捐田捐房助学也是蔚然成风。1932年，薛暮桥在其第一篇以礼舍村为对象的论文《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中就写道，义庄从每年所纳的田赋中，按照小学每人每年4块银圆、中学每人每年6块银圆、大学每人每年10块银圆的标准为贫困家庭子女发放求学津贴，并在村里先后建立起私立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女子小学各一所。 1946年秋，薛明剑在与薛萼果（孙治方）等兄弟商量之后，也把47亩水田的祖产变卖捐献出来，兴建校舍，在大墩忠节祠创办私立玉祁自治初级中学。又如著名的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薛明剑1946年在玉祁建立公共图书馆，藏书多达5万余册，这应该是全国乡镇一级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四）重视公益事业。说到公益事业，除了前面一再提到的张謇和荣氏家族外，常州人盛宣怀不能不提。虽然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褒贬不一，但是他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反映出其身上吴文化的特点。1870年盛被李鸿章招入其幕府，1871年河北发生水灾时，盛宣怀即与父亲盛康一起参与赈灾工作，曾到江苏、上海一带募捐钱物，收效颇大。1877－1878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旱灾，史载饿殍达一千万人以上，被称为“丁丑奇荒”。由于赈灾资金严重不足，盛宣怀再次“回南劝捐，如数归缴”。光绪五年，为了解决河北特大旱灾后遗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孤儿寡妇的抚养问题，盛宣怀秉承李鸿章的旨意，在天津设立一座名为“广仁堂”的慈善机构，其创办者和董事多为“南省助赈绅士”。盛宣怀晚年回忆广仁堂时曾说：“北省向无善堂”，广仁堂可称南方绅商在北方创设善堂的开山之举。1906年春、夏，安徽、江苏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人口达730万人。由于地方官吏对赈灾救济工作的漠视和拖延，造成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清江、沭阳一带灾民每天饿死者数百人，情况非常紧急。鉴于盛宣怀在历年赈灾活动中的影响和号召力，灾区绅民纷纷写信给盛宣怀，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见盛宣怀，呼吁他出面主持赈济工作。盛宣怀虽然公务繁忙，还是承担起义赈重任。由于掌控了上海广仁堂这样一个民间慈善机构，盛宣怀运作起来颇为顺手。上海广仁堂成为徐、淮、海水灾的义赈主持机构，刊印灾启、登发广告、寄发募册、派员巡视调查、收取捐银、填开收照、编制账册、散放赈款赈衣、编印征信录，一概义赈事务，全由广仁堂经手办理，起到了组织机构和指挥中心的作用。盛宣怀在天津设立的广仁堂尚带有官方色彩，经费有一部分来自官方，而在上海设立的广仁堂则没有了官方经费的来源，主要由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业赞助，已演变成完全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晚年时，盛宣怀对江南地区的绅商长期以来乐于参与灾赈活动屡有褒言：“江南义赈，闻于天下，垂四十年，凡遇各省荒歉偏灾，一经官绅布告，靡不竭力集资，四出拯济。”这是基于他数十年来主持义赈活动事实的基本结论。 三、吴文化本身在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0]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吴文化，虽然来自于长期的积淀深厚的传统农业文明社会，但是它在1840年以来的170年里，已经随着生产方式发生的巨大变化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经不再是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文化，而是带头地域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剧烈的文化变迁，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剧烈变迁的结果，也正是由于以苏南为核心的吴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因此它的文化也更多地显示出先进性和扩散性。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文化中所函有的区域差异，正随着科技发展、区域之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和人口流动的频繁，而越来越小了。 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印度、西亚等地区的文化相比，最大的特点有二：一是世俗文化，即宗教在文化中的影响非常有限，以追求现世的财富和快乐为人生的主要目的；二是对等级和政府权威的遵从。在1840年以前的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发生了急剧的变迁。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以血缘和亲疏为基础的“亲亲、尊尊”、“忠孝节悌”、“父慈子孝”、“夫唱妇随”转变到以民主和法律约束的公民社会文化，即以平等、民主、互利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在这个文化流变的过程中，我们能够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哪些精华，摈弃哪些糟粕，就需要深入研究，尤其是因为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以及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显然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认真地梳理。今天看来，与现代社会相悖逆的糟粕有“三纲”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重农轻商”思想、封建等级和专制思想等等。“吴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属于精华更多，糟粕更少的那一类地域文化：一个是工商皆本思想；二是东林文化提倡的经世致用和规范政府和官员行为的“民本财末”思想；三是“义利兼顾”、“贫富两便”的社会和谐思想。
著名近代企业家无锡人荣德生的荣氏家谱在明代即有家训：“士农工商虽不同，皆是本职。”“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
针对传统文化“士农工商”的排序，薛福成
“工商皆本”的思想还反映在吴地的教育上。据著名经济史学者李伯重在《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中就提出：明清时期的江南教育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即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前者是以科举为目的，而后者是以实用为目的，特别重视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后者的发展，既是江南工商业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为其提供了人力资本，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里，吴地有文化的乡绅，一般都关心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当然许多必然带有血缘关系的宗族公益事业），诸如设立公田（包括族田、学田等）、兴办教育、修桥补路、救济灾民等。清史专家张研曾对《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中有关族田史料进行过梳理，说当时义庄多达
由于吴文化中的这种强调“经世致用”和“工商皆本”，强调“民本财末”和“义利兼顾”，这就为近代以来吴地的经济转型和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比较好的社会和思想环境。
1840
又如我作过国情调研的无锡玉祁镇，近代以来，
一、“多元一体”下的传统吴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历史悠久和区域之间地理条件的差异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始终是“一体多元”，即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多种多样具有地方色彩文化汇集而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当然，就经济思想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或者说主导的思想，是儒家“重农抑商”思想，但是这里的所谓“抑制”，并不是一般的抑制商业发展，而是抑制民间商业的发展，使得有关国计民生的商业及其利益控制在国家手中。但是，从春秋以来，即在儒家思想产生的那天起，就始终存在着重视人民物质欲望和工商业的思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持能之荣，使欲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又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以江南为核心的吴地，唐宋以来即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人民最富庶的地区，自然也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素来就有“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杏花春雨江南”之称。由于这个地区经济发达，因此人民就“安土重迁”，人口流动性较低，即不愿意外徙。这种人口的稳定性加上工商业发达，就使得人们不仅交往多和频繁，而且在交往中更多的是博弈论中所说的“多次博弈”，即人们的交往不是“一次性的”或“一锤子买卖”，在这里，诚信和品德就非常重要。而这种建立在工商业发达社会里的诚信和交往品德，虽然从表面上看与建立在农业基础上以血缘和熟人圈子为范围的诚信一样，但是实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已经是一种社会范围内的诚信，而不是亲友间的诚信，它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和生产生活的社会化。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小说《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即描述了吴地工商业的发达：“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抒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 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而吴文化则在其中更多地代表了商品经济的文化特色。商品经济是开放型的经济，必然要突破家族血缘甚至亲友的关系圈，离不开公共产品和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商品经济又是自愿互利的平等交易，并且风险大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历史上的吴文化，虽然仍然属于儒家文化范畴，但是具有自己明显不同于主流的特色。众所周知，中国的儒家文化在宋以后的发展呈现出偏向理学的趋势。而以无锡东林学派所反映的儒家文化，由于建立在工商业发达且承担国家税赋最重的吴地，则具有了与主流的儒家文化不同的内涵和创新。这就是“躬行实践的知行观”、“民本财末的伦理思想”（财是指财政）、“经世为民的实政思想”、“工商皆本的重商思想”、“贫富两便的社会思想”。例如东林领袖之一高攀龙成立的同善会，可能是全国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他号召富者人人向善，“捐聚而储之，见有隐于中者施之，于是无告之人，寒者得衣，饥者得食，病者得医，死者得櫘。”[1] [2] 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中甚至提出商握四民之纲的理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3] [4] 51个，每个义庄的公田多者千余亩，少者亦二、三百亩。她转述民国时期农村调查报告说：“常熟、吴县、无锡、昆山等县的族产都在十万亩上下”。[5] 二、传统文化在吴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互动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强调了文化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人们根据个人偏好而作出的种种选择，这种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感觉和评估，换言之，这种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文化背景制约的。而宏观经济学实际上是研究上述种种选择的集结效应。甚至有有人极而言之：“文化造就了一切差异”。[6] 年以前的古代社会传统经济时期不说，即以近代以来中国开始工业化以来的无锡地区与全国比较来看，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高峰：一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的近代工商业发展；二是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大发展。其中具有上述特点的吴文化都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一）重视实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政府大力提倡和宣传的思想一直是“重农抑商”。但是在无锡的文化中，似乎并不是这样。由于以苏南为核心的吴地自古工商业发达，人们对工商业重要性的认同自然要高于工商业和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因此，当1840年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后，吴地的许多读书人或先做官或直接走上经营和发展工商业之路，并且一开始就实行的现代企业制度而较少封建因素。南通人张謇（1853－1926年），自1874年起，他先后投身于孙云锦（时任通州知府）、吴长庆（淮军将领）幕下。1885年，他赴京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二名。1894年，又考中状元。中日甲午战争成为他人生道路的分水岭，深重的民族危机最终促使他毅然放弃传统的仕宦之途。鉴于国弱民贫的现实，张謇提出“实业救国”的口号，并冲破阻力在家乡大搞实业。从1895年起，他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纺织公司、垦牧公司他利用海滨盐荒、兴办盐垦公司，推广植棉，是全国的首创。再说薛福成之子薛南溟。他1888年中举，入李鸿章幕府，他以候补知县衔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会委员，专理华洋讼事。1894年弃官经商，先任永泰洋行买办，并在无锡南乡开办茧行。1896年与人合资在上海开办水泰丝厂并任经理。经过10年艰苦经营，终于缫出“金(银)双鹿”牌优质白厂丝，在国际上声誉日隆。至光绪末年，该厂已拥有480台缫丝机，在厂职工1000余名。所产“金双鹿”丝曾获美国纽约万国博览会金象奖。清末大官僚和企业家扬州人盛宣怀虽未弃官，但是从事工商业则是他后半生的主要事业。即从玉祁镇发生的最普通的事例，亦反映出即使是读书人家庭出身和教师来看，经商亦不为羞，甚至是可喜的事情。前面所说的薛明剑回忆说：在他11岁时（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私塾老师（秀才陈献文）问“询余将来愿学何人，余以陶朱公对。陈公告吾父，是儿必大有为云云，言犹在耳。故五十以后余欲变换旧社会工商业成规，采用基金作股份者由此。”[7]从中可以看出，在当时尚未废除科举制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孩子，以及读书人家的家长，都认为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亦可喜可贺，不仅反映了当地文化不仅不轻视商业，甚至将“士农工商”中的商提到了第一的地位。而且看出，这种文化影响了薛明剑的一生。1978年以前，新中国虽然是大力推进工业化，但是实行的是城乡分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因此，就农村而言，工商业的发展实际上受到很大的抑制。但是即使在“文革”期间，无锡人积极从事工商业，足迹遍于全国：“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遍千辛万苦。”（二）重视诚信。由于吴地自然条件优越，在传统农业文明社会里长期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因此这里的人民一般安土重迁，不愿意向外流动。这就必然导致这里的人民比人口迁徙流动频繁地区的人民更加重视诚信，更重视邻居的道德评价。从诚信进一步延伸，就是出重视乡梓的公益事业和博取好的名声，就像著名史学家无锡人钱穆所说的当地人似乎把名声看的比赚钱还重要。因为安土重迁，就必然要重视本地社会建设，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信义。此外，从总体上看，市场交易也使双方具有超出亲友范围之外的合作、共赢的特点，因而也具有天然的平等和立宪性质，这也是工商业发达地区要率先形成市民社会的原因。因为在本地发展，按照博弈论的原理，人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就不能是一次博弈而是多次博弈，因此就必然要追求信用和共赢，即不能是“一锤子买卖”，因此就必然重视信用。张謇就提出：“人可以穷，可以死，不可无良；国可以弱，可以小，不可无信。无良，不人，无信，不国。”[8]荣德生也说：“经营事业，信用第一。”无锡在清代和民国时期钱庄林立，”有放款码头“之称，这一方面说明当地经济的发展与活跃，资本需求量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里的商业信用和大多数人的诚信状况是良好的，因为钱庄的贷款是不需要抵押的。据说钱庄的总帐本上常写有“克存信义”，此帐本每年正月初五接财神时是要供奉于神位之前的。又如前述的明代小说“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即描述了苏州盛泽镇小手工业主施复因为拾金不昧和诚信而发家致富的故事,应该说这些不仅代表了作者的价值导向，也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民风。 当然，提倡忠厚家风，做人诚信，是传统文化中重要内容，“三纲五常”中的“仁义理智信”即有此内容，哪里都有以诚信起家和取得成功的大企业家，也不乏时代书香家族和门第，但是提倡归提倡，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需要程度则是另外一回事，工商业越发达，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越广泛，越社会化，特别是当人们的生产经营交往超出了亲友熟人范围，需要多次交往的时候，诚信就越重要。因此以苏南为核心的吴地工商业发达，特别是近代以来能够抓住两次大的市场化浪潮经济发展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显然是与其人民文化和心理与市场经济偶合程度高是很大关系的。关于吴文化中的诚信情况，可参见
就今天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来说，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在避免“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政府失灵”，除了亟待转变的经济发展方式外，从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看，摆在我们面前迫切解决的问题有三：一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二是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三是人民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也就是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而这些，绝离不开文化的作用，离不开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协调发展。能不能解决好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能否解决好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从最近几年来无锡市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处理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我在无锡市玉祁镇的调查来看，无锡市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面。玉祁镇前几年在这方面取得的经验，对我来说，肯定是“管窥蠡测，但是已经感到很值得总结，所以我对无锡在今后全国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中将发挥很大作用充满信心。
[1]转引自蔡家彬：《东林实学与工商文化》，《中国（无锡）》吴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4月无锡市人民政府印，第120页。。
[2]转引自顾一群：《锡商文化与吴文化》，《中国（无锡）》吴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4月无锡市人民政府印，第99页。
[3]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4]《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第43-4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6]转引自皮尔·弗里斯：《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7]《薛明剑文集》（上），第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8]《张謇存稿》，第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9]《薛明剑文集》（上），第55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