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明】冲破坚冰——从中美关系缓和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外交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同时也宣告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权的灭亡。不甘于失败的美国政府一方面派人游说，企图使新中国改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另一方面拒不承认和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出动第七舰队侵占台湾。以后，美国纠集其他国家一起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帝国主义的高压面前，社会主义的中国巍然挺立，始终没有动摇自己既定的目标和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中美关系犹如一块封冻久年的坚冰。　　其间，虽然也有日内瓦谈判和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接触，但美国执政的历届领导人都没有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杜勒斯发出的不和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的指令，更表现出美国政府的这种“驼鸟”政策，已经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
　　然而，世界潮流毕竟不可阻挡。从60年代起，随着在联合国要求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政府已经预感到敌视中国的政策迟早会众叛亲离，而美国在越南战场的惨败，也使他们不能无视站在面前的强大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对手的存在。基辛格直言不讳地表示：“向中国开门可能帮助我们结束那场战争的苦难。”
　　春潮涌动，冰层将从何处崩裂？
　　适时调整，缓和中美关系
　　尼克松于1969年１月就任总统以后，为了摆脱困境，从自身的战略需要出发，开始奉行比较务实和灵活的外交方针。他在美国国内和出访其他国家发表的多次讲话中，一方面承认美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另一方面表示，美国想同北京开始交往。尼克松称，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在出访罗马尼亚时，他又强调不应“孤立”中国。与此同时，西哈努克派人见我驻柬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写给周恩来的信。曼在信中要求访华，并说，中美“20年长期交恶”不应再继续下去了。与此相配合，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游的限制。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演讲，称“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以敏锐的目光，密切注视着美国领导层的言论和行动，同时，慎重地选择外交战略调整的突破口。
　　1969年春天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在战争威胁面前，中国迅速掀起了战备高潮。国庆20周年的宣传口号中，第一次出现了“准备打核大战”的口号。与此同时，内地的不少设施也都在战备动员中向大三线转移。
　　就在“珍宝岛事件”发生的前后，毛泽东布置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研究国际战略问题。这实际上是毛泽东调整外交战略之前进行深入研究集思广益的一个步骤。
　　开始时，这四位老帅很不理解：经毛主席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刚刚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的阐述，为什么还要研究呢？对此，周恩来解释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研究的必要。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帮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
　　于是，1969年的六七月间，四位老帅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写出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在这个材料中，老帅们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会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从而勾画出了刚刚形成并延续10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提供了决策依据。
在此基础上，这一年的９月，陈毅还明确提出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设想。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能做到的……
　　老帅们根据国际形势，经过认真研究而提出的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大胆设想，与毛泽东的考虑不谋而合。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一次，毛泽东看完了有关的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护士长吴旭君听见了，就问：“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泽东回答：“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发出了信号嘛，它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它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他们会怎么样？”美国的所谓“两个半战争”，是指：把欧洲作为第一战场以对付苏联；把亚洲作为第二战场以对付中国；其他地区的局部战争属于半个战争。吴旭君接着又问道：“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毛泽东答：“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大棋盘上，毛泽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走出了一步又一步的高棋。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这个举动是在中美相互敌视了20多年的背景下出现的。同时，又处于“文革”时期的政治环境之中，因此格外引人注目。工作人员不解，问毛泽东：“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只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给他那样好那么高的待遇？”毛泽东听完以后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12月18日，毛泽东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斯诺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这个谈话是毛泽东为改善中美关系而迈出的重要一步。事后，毛泽东在谈及此事时，形象地指出：“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火力侦察”，实际上就是指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他一方面进行“火力侦察”，另一方面则耐心地捕捉战机。
　　机会终于来了。几个月以后，1971年的４月，中国乒乓球队在参加第31届世乒赛期间，美国运动员科恩无意中错上了中国队的汽车，与中国队员有了接触。毛泽东抓住这件事，经过深思熟虑，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件事情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体育比赛的范畴。它由此拉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乒乓外交的序幕，并开始冲破中美之间由于美国多年来所采取的敌视政策而结下的坚冰。
　　毛泽东后来曾谈到：“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
　　大洋彼岸的尼克松，作为具有丰富经验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在积极地筹划和行动。7月初，他把基辛格召至自己的办公室，把他对改善美中关系的考虑向这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盘托出。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在京期间，他会晤了周恩来总理，就尼克松访华的许多细节达成了协议。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这个消息立刻震动了整个世界，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外交事件”。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抵达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欢迎。那一天，北京寒风凛冽，但周恩来仍像往常一样，身穿呢子大衣，头上没戴帽子，显得格外庄重安详，耐心地看着美国客人从舷梯走下来。当尼克松走至舷梯一半时，周恩来带头鼓起掌来，尼克松也鼓掌相还。待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已经把手伸了出来。周恩来的手也伸了过去。两人紧紧握手，并轻轻地晃动，时间足有一分钟之久。20多年来两国没有正式交往的坚冰，已在两位领导人握手的一刹那间消融了。这时，周恩来风趣地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尼克松也马上道出了他准备已久的话：“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
　　当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两人握手时，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会谈的气氛很轻松，但是，轻松之中却包含了重要的内容，谈笑之间暗示了严肃的主题。尼克松感慨地说：“主席先生，我了解到，有多年时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接受的。”“使我们双方聚在一起的，是承认世界有了一个新的形势，是我们认识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处理内政的指导思想，而是它对世界其他国家和我们的政策。”
　　2月21日至28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周。中美双方领导人在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和磋商之后，发表了推动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上海公报》，它标志着两国之间一个充满敌意的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友好时代的开始。
　　送走尼克松之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尼克松总统高兴地走了。他说，这是改变了世界的一个星期。”毛泽东听后，精神一振，笑着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然，他隔洋骂了我们这么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同我们谈判啊？”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和我们再次相会。”毛泽东听了以后说：“那‘青天白日’不落，我们怎去啊？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呐。”
　　正如毛泽东所讲，从尼克松访华的1972年直至中美于1978年建交，这期间又过去了6年。但是，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大门，毕竟在1972年被打开了。中美关系走向缓和。已经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事情。
　　中美关系的缓和，首先对中日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中日两国之间，由于日本政府长期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而结下的坚冰，在国际形势出现新的转变之后，也开始融化。1972年7月7日,新任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宣布，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9月25日田中首相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了中国。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一行。
　　在中日建交谈判开始之前，毛泽东、周恩来确定了中日建交的三项原则，即：新中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日双方都不得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经过多次磋商，双方终于达成协议。1972年９月29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中美关系缓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的外交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大势所趋，昂首进入联大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表决结果出来之后，联合国大厅内灯火通明，全场沸腾。许多代表站立起来，对刚刚通过的2758号决议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代表们高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他们相互握手、拥抱，有的人还激动地在桌子上跳起舞来。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外交部长”周书楷结结巴巴地用英语讲了几句抗议之类的话，便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被长期剥夺。进入6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进入联合国，他们冲破美国的阻挠，强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最终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喜讯传来，中国国内一片欢腾。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到国外，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讲到这里，毛泽东笑了起来，说：我对美国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针对外交部有人主张不去联合国，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讲坛”，“我们站在这个讲坛之外更便于斗争”的错误言论，毛泽东当机立断，明确表示：要去，而且要快。他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为什么不去？不去，脱离群众了。”他还对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指示说：乔老爷（乔冠华）懂几种外语，能写文章，口才又不错，团长非他莫属。紧接着，在周恩来的具体筹划下，很快组成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临走以前，代表团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毛泽东说：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毛泽东还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1971年11月9日，中国代表团启程赴美国参加第26届联大。中美之间当时没有直飞航线，代表团要绕道巴黎去美国。在飞往巴黎的途中，飞机上不知何时上来了一批外国记者。他们不断地打开闪光灯，拍下了乔冠华等人的镜头，并连珠炮似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乔冠华抓住这个机会从容亮相，侃侃而谈。当有人问到他作为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团长，对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有什么想法，是否感到突然时，乔回答：我一点也不感到突然。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说，这就叫水到渠成。联合国作为国际机构总不能把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老是排斥在外吧？有的国家的外交不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像驼鸟一样，把身子往沙堆里一钻，以为就自得其乐！其实呢？它往沙堆里钻得越深，就愈显得它不聪明，臀部还露在外面嘛！记者听到这里，又追问道：你指的是谁？乔冠华笑答：各位都是聪明人，还让我明言吗？记者们听后也都会意地大笑起来。
　　1971年11月15日纽约时间上午l0时30分，被本届联大主席马利克称之为“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人向联大会议厅走去。在走廊上，他们见到了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布什曾力阻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如今，看到新中国的代表团昂首阔步地走来了，他自觉尴尬，不得不主动向乔冠华伸出手去，说：“早安，部长先生！”乔冠华则微笑着和他握了手，也回答一声：“早安！”
　　马利克主席首先致欢迎词。然后，57个国家的代表相继登台致欢迎词，匈牙利代表团团长还打破常规，用汉语致欢迎词，这在联大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先例。
　　乔冠华最后健步登上讲台。这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长达半分钟的欢呼声。乔冠华两次高举右手向大家致意，然后，发表了讲话。外国记者评论说，乔冠华的讲话震动了整个联合国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它宣布了美国长期以来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彻底破产。
　　世界历史的进程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胸有成竹，划分三个世界
　　早在1964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中间地带有两部分和两个第三世界的观点：一个中间地带即第一个第三世界是亚、非、拉经济落后的国家；另一个中间地带即第二个第三世界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
　　70年代初，当中国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面向世界制定新的外交战略时，毛泽东根据中苏关系的变化和国际政治力量格局的发展趋势，很自然地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了“三个世界划分”这个问题上，并且重新确定了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7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多次谈判这个问题，明确表示，中国属于亚、非、拉第三世界。与此同时，他还开始留意第一、第二世界的提法，注重从策略的角度提出问题。
　　1974年２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他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看法。毛泽东对卡翁达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然后，他话锋一转，问卡翁达：谁是第一世界？卡回答：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毛泽东又接着问：第二世界呢？卡回答：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问完之后，毛泽东开始阐述自己的看法，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然后，毛泽东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毛泽东还明确地说：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的新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其特点就在于把原有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分解开来，将美、苏两霸划为第一世界；而把那些受到美国控制并与其有矛盾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称为第二世界；最后，把亚、非、拉各大洲长期受到两霸欺辱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那些在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可以利用的力量统统称为第三世界。这样一来，就极大地孤立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建立了一个不分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联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6届特别会议，他在大会发言中，第一次向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说：“在天下大乱形势下，世界上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从此以后，依靠第三世界，支持第二世界，集中反对美苏第一世界霸权主义，便成为中国70年代的主要外交方针。
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经过适时调整，中国的外交出现了一连串重大的突破。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昂首进入联合国，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使中国的外交战略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使中国摆脱了50年代以来一直遭到封锁的恶劣外部环境，促成了两大阵营转化为三个世界的新局面。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到1974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1969年的50个猛增到98个。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参考书目：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
李丹慧、陈东林：《论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思想》，载《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打开中美关系的历史进程》，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吴旭君：《毛主席的心事》，载《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