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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成果

【李文】献给共和国60华诞的珍贵礼物

作  者
李文
发表/出版时间
2009年10月28日
学科分类
综合研究
成果类型
论文
发表/出版情况
当代中国史研究
PDF全文
  82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1955年卷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滕文生,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第二炮兵原副司令员张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建孙,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桂晓风,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杨继波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50多位在京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本书编委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主持了座谈会。他指出,《国史编年》是当代中国研究所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科研规划从2002年开始编纂的大型编年体丛书,至今已陆续出版了1949年卷至1955年卷共7卷。这套丛书按年设卷,每卷上百万字,旨在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供翔实可靠的史料,同时也为国内外读者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资料提供方便。
  在出版座谈会上,专家们对这套丛书的编纂和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编纂体裁的创新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祖武指出,中国古代史书,不惟源远流长,从未间断,而且体裁完备,各有千秋。《国史编年》以编年体史籍为矩镬,复取纲目体、纪事本末体史书之所长,既继承发扬我国古代史家重视史表的优良传统,又与时俱进,融域外史籍编纂之所长为我所有,合纲文、目文、文献、注释、史表、图片、附录、索引为一体,年经事纬,纲举目张,实现了编年体史书编纂体裁的成功创新。
  专家们认为,在划分国史与党史的分野方面,这套丛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当代中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国史编年》1949年卷主编田居俭指出,当今的国史著述,大都聚焦于执政的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着力阐释其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领导人的重要报告、发言和会议决议的内涵,以及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与执政的历史经验等党务活动。而对国家政权机关如何依照宪法和法律的程序,把执政党的意志变为国家的任务和行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面地治国理政,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提升综合国力,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国务活动则缺少应有的重视。这样做的结果,使国史在挤占党史空间的同时,无形中也挤占并缩小了国史的空间。《国史编年》不为趋同的常规所囿,勇于另辟蹊径,在内容取舍和编撰体例上努力求异,坚持人轻我重、人弃我取的原则,对于涉及国史的有关资料爬梳网罗,拾遗补阙,考核订正,去芜取菁,尽最大努力把原本属于国史的内容还给了国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瞿林东也认为,《国史编年》最重要的品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丰富,二是信实。其所包含的内容涉及新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其丰富性和广泛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由于清楚地交待了各卷资料的来源,以及大量的文献、注释、图片和附录,使本书具有很高的信实程度。追求信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认为,《国史编年》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
  与会专家认为,这套丛书不是单纯的资料书籍,更是一套以丰富的资料为基础的历史学著作,是一部宗旨鲜明、资料翔实、编纂有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是对国史学科的巨大贡献。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指出,《国史编年》的出版,应当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国史研究这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应运而生的新兴学科,正在从初创和初具规模走向兴盛与成熟。他说,首先,国史文献的丰富性、多样性,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如何对浩如烟海的国史文献去伪存真,不仅有个方法问题,也有个立场问题、感情问题。当代所推出的这前7卷《国史编年》,虽然仅仅是个开头,已足以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国史工作者从爱国护国、爱党护党的正确立场出发,凭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尽全力展现出来的国史文献求真存真的史实魅力。其次,就保存的形式而言,档案文献都是一件件地孤立地存在的。而就产生过程及其内容而言,档案文献又都是相互关联的。通过历史学者的研究,并且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加以编排,档案文献便有了活力。《国史编年》正是通过翔实可信的史料,体现出了国史文献唯实求实的思想魅力。再次,《国史编年》还很好地展现出了国史文献严谨缜密的体裁魅力,这一点既体现在全书贯通的严格体例上,也体现在全书贯通的体裁结构上。
  这套丛书的学术性还体现在十分注重吸收学术界新发现的史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结合编纂者的自身发掘,对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必要的考证和研究,澄清了一些流行的歧见和错误结论,体现了编中有研、研中有编、编研结合的特点。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指出,从《国史编年》已出版的几卷大部头中,可以看到编撰者是严肃对待这一工作的,大量查阅材料,认真考证,力求为广大读者提供翔实可靠的信史。编撰者不是简单地把编年史当成单纯的资料性工作、只是一些材料的堆积,而是当作一项研究性工作,这就大大增强了这部编年史的学术价值。陈祖武说,《国史编年》既继承发扬了历代修史的好传统,又有前人所不可企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凭藉翔实可信的弘富史料的占有和一支德才学识兼备的高素质编纂队伍的辛勤劳动,确保了这部史书的真实可信。
  与会专家也提出了一些这套丛书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如1949年卷的序编篇幅有些冗长;可以考虑在若干条目中增加“辨析”、“考证”类的子目;各卷的体例还有不尽一致的地方,个别图题表述不够清晰;可以在现有的“文献索引”之外,再增加“主题词索引”或“纲文索引”,还可考虑增加“人名索引”、“图片索引”;以及希望进一步增强现实针对性、进一步发扬寻根问底的探究精神,对有些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希望能写得更丰满、更感人,等等。

  据悉,编纂《国史编年》已被当代中国研究所列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和重点项目,在不断提高编纂质量的同时,将逐步加快出版速度,以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促进国史学科建设和国史研究事业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