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军旗】改革开放初期中纪委领导集体构成研究

　　1949年新中国建立，设立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高饶事件后，各级监察委员会取代了纪律检查委员会。1966年文革爆发后，各级监察委员会瘫痪，1969年九大党章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的条款[1]。文革结束后，1977年十一大党章中提出设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此后，恢复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被提上日程。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新的领导集体，并选举陈云为中纪委第一书记。　

　　这届中纪委领导集体的形成是党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体现，是老干部大规模复出的先声和具体体现。而在中纪委恢复成立前后，陈云就中纪委的任务、机构设置以及领导集体的组成等问题，呕心沥血，多方筹划，从而为中纪委的恢复重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 领导集体的构成 

　　1978年，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的的决定，由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中纪委领导人员的筛选工作。中组部先后就中纪委领导集体组成问题向中央提交了三次报告，中央在对候选人名单进行增补和调换后，提交十一届三中会进行审议和选举。结果，选举产生了100人的中纪委领导集体，其中书记、副书记15人，常委24人，委员61人。1980年2月，又增补赵毅敏同志为中纪委副书记兼秘书长。

　　下面从多个方面对领导集体的构成和特征进行考察，为了方便起见，只对常委以上的40人进行统计分析（包括赵毅敏同志）。

　　从基本的人口学特征来看，40人全部为清一色的汉族，其中男性37人，占92.5%；女性3人，占7.5%，三名女性邓颖超、章蕴和帅孟奇全部从事过全国妇联的领导工作。从年龄来看，40人平均年龄72.1岁，年龄最大的帅孟奇81岁，最小的胡耀邦和马国瑞63岁。其中60—69岁年龄段的10人，占25%；70—75岁年龄段的23人，占57.5%；76—80岁年龄段的6人，占15%。1978年的党中央领导人邓小平74岁，陈云73岁，李先念69岁，叶剑英81岁，因此，中纪委常委以上的领导集体基本和当时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属于同一世代的干部。这既是当时老干部大规模复出的具体表现，同时也为几年后的领导干部年轻化埋下伏笔。

　　从党龄上看，平均党龄49.3年，党龄最长的方志纯为54年，最短的阎秀峰为42年。40人中党龄在49—54年段的高达31人，占77.5%，而这其中党龄为53年的12人，党龄为52年的8人，两者合计20人，占总人数的50%。如何解释这种入党密集于1925—1926年的现象？

　　从这些干部的简历、传记、回忆录、年谱乃至纪念文集等资料来看 [2]，他们大多是通过从事工农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的，而1925年和1926年正是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时期。1925年发生了著名的五卅惨案，由此导致党领导的上海总同盟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并导致党的组织的大发展。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在这一年成立，以领导工人运动。从农民运动来看，各地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高涨，毛泽东同志也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爆发了北伐战争，上海举行了工人武装起义，省港大罢工仍在进行。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彭湃也发表了《海陆丰农民运动报告》。毛泽东主持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输送农民运动骨干，中纪委常委曹广化就参加了这次讲习所的学习。这一年，湖南省75个县有50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也在武汉成立，毛泽东、方志敏等为执行委员。而从中共党员人数来看，1925年初为994名，10月份就增长到3000名，到了1926年4月，则增加到1.1万名，到了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已达57963名[3]因此，这些干部如此密集地在1925—1926年入党是和当时全国工农运动高涨的总形势息息相关的。

　　从教育程度来看，40人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15人，占37.5%；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10人，占25%；大学文化程度的15人，占37.5%。从籍贯来看，湖南籍的13人，占32.5%；河南籍5人，占12.5%；河北籍的5人，占12.5%；湖北籍的4人，占10%。其他，山西籍的3人，四川籍的2人，陕西籍的2人，江西、安徽、上海、山东、辽宁和黑龙江籍的各1人。从籍贯分布特点来看，一是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二是某种程度的集群性，特别是湖南籍的，接近1/3。湖南、湖北、河南和河北四省的高达27人，占67.5%。如何解释这种不均衡基础上的精英集群现象？

　　这种革命精英集群现象与这几个省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有关。它们往往是中国工农运动的中心，分布有多个革命根据地，从而成为产生革命精英的摇篮。这几个省之所以分布有多个将军县，也可以从它们是革命运动的中心来获得解释。同时，这几个省，特别是山区，井冈山、大别山、太行山，山头林立，往往交通不便，有利于革命中心的形成；加上这些山区往往人地结构紧张，阶级矛盾尖锐，具有成为革命中心的经济基础。再加上革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李先念等人的的领导和带动，从而使得这几个省革命精英辈出，形成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革命精英集群，中纪委的这些干部成为这种革命精英集群的具体例证。而从党员人数来看，1927年4月，湖南、湖北两省最多，分别为1.3万人[4]。

　　在这40人中，曾经任过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有12人[5]，占30%。他们分别是：陈云、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王鹤寿、周扬、张启龙、韩光、刘澜波、帅孟奇、章蕴和赵毅敏。这充分说明这一届中纪委领导集体具有规格高，权威大，阵容强的特点，从而为中纪委的恢复重建以及中纪委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

　　在这40人中，解放前被捕入狱的有16人，占40%，他们分别是：王鹤寿、魏文伯、赵毅敏、曹瑛、马辉之、王维纲、吕剑人、王鹤峰、孔祥祯、帅孟奇、李士英、李楚离、张子意、周仲英、阎秀峰和张策。文革中被迫害、关押和入狱的高达36人，占90%，也就是说除了陈云、邓颖超、王建安和唐天际4人没有被关押和入狱外[6]，其他36人都惨遭林彪、四人帮集团的迫害。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解放前的被捕并经受严酷考验的革命经历，却成为文革中被打成叛徒从而惨遭迫害的直接证据。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届的中纪委常委以上的领导集体是由久经考验，并具有坚定信仰的职业革命家组成。

　　从总体来看，这届中纪委常委以上的领导集体特征是：阵容庞大，规格高、权威大；年龄较大，党龄较长；富有政治经验并经受多环境、多岗位磨练；具有显赫革命业绩并经受长期政治斗争考验。这是一支由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组成的领导集体。

　　　二 领导集体的来源  

　　干部选拔是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的产物，不同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往往导致不同类型的干部得到选拔。

　　就这届中纪委领导集体的人员筛选，中组部先后三次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报告，候选人数在第二次报告时增加到88人，第三次报告时增加到99人，后来又增加1人，最终形成了100人的领导集体。

　　中组部在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问题的第三次报告中提出：中央一旦恢复纪委，全党都注意是由哪些同志在这方面担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因此，这届中纪委领导集体的选拔标准必须权威、全面和严肃。根据中组部的报告，领导集体的选拔标准有，（一）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也就是同林彪、“四人帮”集团作过坚决斗争的。（二）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同志。（三）党性、组织纪律性较强，能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看问题比较全面，党内信得过的同志。（四）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五）要包括一些中年同志，少数民族同志和女同志。（六）专职委员要占总数的一半以上[7]。

　　从当选的领导集体来看，组成人员的筛选和选拔还受下列因素影响：一是要借鉴建国以来的中纪委、中监委的人员组成，并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二是要根据中纪委的主要职能来确定候选人人选，特别是当时党风涣散，党内问题成堆的现实。三是要根据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整体形势和任务来统筹考虑人选，比如当时拨乱反正的形势，老干部大规模复出的形势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任务等等。

　　下面就以上因素对中纪委领导集体的来源作分析，从当选的领导集体名单来看，主要来源有下列[8]：

　　一是文革前曾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专任或兼任）的同志。这些同志（常委及以上）包括：黄克诚、王从吾、帅孟奇、李士英、王维纲、李楚离、马国瑞、袁任远、郭述申、张子意、王鹤寿、马辉之和周仲英等同志。黄克诚建国初期曾任湖南省纪委书记；王从吾是1949年中纪委成立时的副书记，后来担任中监委副书记；帅孟奇是1955年中监委成立时的候补常委；李士英和王维纲是1955年中监委的候补委员；李楚离是1956年中监委委员；马国瑞、袁任远是1962年中监委常委；郭述申、张子意是1962年中监委委员；王鹤寿和周仲英则是1962年中监委候补委员，马辉之建国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监委副主任，东北局纪委副书记。这些同志的入选，有利于纪检监察工作的继承和延续，有利于新时期纪检监察工作的开展，也是当时拨乱反正工作的应有之义。这一届中纪委委员（常委以下）中也有一些文革前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的，还有一些地方纪检、监察系统的干部以及中监委派驻相关部委和地方监察部门的干部。这些同志包括：安建平、李坚、李振海、蹇先任、李之琏、范儒生、刘英、王直哲、杨长春、浦安修、宋诚、王大中、刘鸣九、王文轩、何善远、彭儒和毛铎等。安建平曾任中监委副处长，后任中监委派驻纺织工业部监察组副组长。李坚曾任中纪委农村处副处长，后任中监委华北监察组组长。李振海曾任中监委文教监察处处长；蹇先任曾任武汉监察委副主任；范儒生曾任北京市纪委书记；杨长春曾任煤炭工业部监察局局长；刘英曾任外交部监委书记；浦安修曾任轻工业部监察室主任；何善远曾任中监委驻地质部监察组组长；毛铎曾任中南局监委副书记、后任中监委派驻中南局监察组组长。这些同志大多曾经工作在纪检监察工作的一线，熟悉纪检监察的日常工作，他们的入选对于纪检监察工作的贯彻执行以及纪检监察队伍的职业化意义重大。以上这些领导干部共28人，占100人总数的28%。也就是，这届中纪委领导集体有接近1/3的人是归队复出，这对于新时期纪检监察工作的顺利实施无疑意义重大。

　　二是因各种因素需要重新安排工作的一些同志。文革中，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文革结束后，对他们的工作安排就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当时，这个任务主要由中组部来承担，并主要采取了回原单位安置的措施。但是，也有一些老干部因为各种原因需要重新安排工作，显然，新成立的中纪委成为中组部的重要安排对象之一。同时中组部考虑到过去中监委兼职委员太多，开会都困难的弊端，也有意安排一些老干部到中纪委出任专职委员。对此，中组部在对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上届中央监委委员共六十人。现在提出的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是九十九人。……同时考虑到目前还有一批老干部能工作而没有分配实职工作，我们认为，中纪委候选人的总名额九十九人是适宜的。”[9]这些同志包括：黄克诚、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袁任远、章蕴、郭述申、马国瑞、李一氓、张策、马辉之、王鹤峰、孔祥祯、帅孟奇、曹瑛和赵毅敏等。1963年郭述申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被免去中共旅大第一书记后，一直没有安排工作，文革中又遭受迫害。曹瑛文革前担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文革中，这个单位被撤销，文革后也没有恢复。赵毅敏文革前担任中联部副部长，文革后期被疏散到陕西乾县监护劳动。1978年秋，赵毅敏接到中组部的通知，回北京体检，等待落实政策。后出任中纪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当时有一批在中组部过组织生活的老同志，包括郭述申、张启龙、袁任远、张策和蹇先任等，他们联合起来揭开中组部的盖子，与当时的中组部部长郭玉峰积极斗争[10]，导致了郭玉峰的下台和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后来，这些同志都安排到中纪委工作。

　　三是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复出的一些同志。建国后，政治运动不断，产生了不少冤假错案。文革中，林彪、“四人帮”集团以“走资派”、“叛徒”等名义又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文革后，这些冤假错案逐步得到平反和纠正。与这届中纪委领导集体相关的冤假错案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刘少奇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宣部阎王殿”，“陶铸叛徒集团”，“新疆监狱叛徒集团”等。涉及的这届中纪委领导有：黄克诚、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章蕴、马国瑞、李一氓、魏文伯、赵毅敏、马辉之、周仲英、王鹤峰、李楚离、孔祥祯、帅孟奇、张子意、方志纯、周扬、李士英和曹瑛等。其中，黄克诚是1959年彭德怀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魏文伯被诬为刘少奇在华东的代理人。马辉之、周仲英、王鹤峰、李楚离等人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重要成员，孔祥祯则是营救他们出狱的具体经手人之一。周扬、张子意是中宣部阎王殿成员。王鹤寿、刘顺元是陶铸叛徒集团成员，并波及到了曹瑛等同志。张子意、方志纯是新疆监狱叛徒集团重要成员。1978年这些同志当选为中纪委领导时，有些已经平反，有些则还没有平反，因此，他们的当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从事实上宣布了他们的平反。比如，黄克诚、赵毅敏和帅孟奇等同志就是1979年才彻底平反的。而在1979年出席中纪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时，曹瑛向胡耀邦反映自己还没有组织结论呢，胡耀邦说：“现在不是全党给你恢复名誉了吗？至于结论，由中央组织部做一个吧。”[11]当时，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和陈正人的夫人彭儒之所以被选为中纪委委员，这方面的考虑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一些同志。纪检监察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它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为此，历届中纪委、中监委都有一些相关部门的领导出任兼职委员。这届中纪委委员也选任了组织、宣传、公检法和军队等部门的领导干部，他们很多也是兼任。这些同志包括：曹广化、韩光、李士英、李一氓、吕剑人、魏文伯、武新宇、周扬、段云、何廷一、胡德华、黄甘英、李华生、刘敬之、曾三、张凯、周凤鸣、周太和、朱穆之、朱云谦、平杰三、杨心培、何东昌、张中、张祺、张承先、黄民伟、卢仁灿、饶正锡、王若水、严东生和杨秀山等。其中，韩光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李士英时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李一氓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周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段云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胡德华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敬之时任新华社副社长，曾三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朱穆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何东昌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何廷一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卢仁灿时任海军副政委，饶正锡时任解放军后勤部副部长等。

　　五是一些年富力强的中年同志以及女同志和少数民族同志。这主要是出于纪检监察日常工作的需要以及代表性的考虑。这些同志包括：郑爱平、何东昌、张兆美、徐少甫、汪文风、王苏民、殷继昌、章蕴、帅孟奇、刘英、刘丽英、安建平、张瑞华、胡德华、浦安修、黄甘英、彭儒、蹇先任、马信（回族）、王朝文（苗族）、多吉才让（藏族）、杰尔格勒（蒙古族）、阿木冬·尼牙孜（维吾尔族）、黄荣（壮）等。郑爱平时任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46岁。汪文风时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49岁。殷继昌时任开滦矿务局局长，44岁。王苏民时任大庆市委副书记，42岁。刘丽英时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46岁。胡德华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副书记，53岁。王朝文时任贵州革委会副主任，48岁。阿木冬·尼牙孜时任新疆自治区常委，46岁。多吉才让时任西藏日喀则地委书记，39岁，是这届中纪委委员中年龄最小的。从这些少数民族同志的情况来看，基本是5个民族自治区各出一个名额。同时在选拔女同志和少数民族同志时，也考虑了年轻化方面的要求。

　　　三 领导集体历史渊源考察 

　　中国革命是从几个革命中心兴起，然后经过瑞金时期，再经长征形成延安时期，然后经过东北经营，从北向南，直至解放全国，走了一条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样的革命进程，就使得党的很多高级干部政治生涯相互汇合，历史性地形成很多渊源，包括上下级、同事、战友等等。特别是“延安经历”[12]和“东北经历”[13]，更是许多高级干部共同的革命生涯特征。从总体来看，高级干部的生涯历程具有随革命进程而呈现的分散—集中—扩散的特点[14]。

　　同时，在党内的干部工作实践中，知人善任、相互举荐是重要的组织机制，根据工作需要点名要人也是普遍发生的现象。党管干部原则使得干部工作具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无论在哪都是为党工作。这就使得很多高级干部相互之间合作共事的机会和频率大大增加。同时，由于知根知底，相互了解，这样的干部实践往往能够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内耗和扯皮的发生。

　　早在中组部的第一次报告后，陈云就中纪委领导集体的人员调整就提出了意见。此后，就中纪委领导集体的组成问题，依托胡耀邦任部长的中组部，陈云高瞻远瞩、全面筹划，既有整体性的布局，也有个别人选的增补和调换，从而为中纪委领导集体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云大力推荐胡耀邦出任中纪委第三书记。这是陈云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具有战略性的一步。“陈云与胡耀邦以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振清等商量中央纪委委员人选时，反复提出要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15]虽然胡耀邦一再推托，但陈云反复提出，并提请中央考虑决定。胡耀邦的出任，对于中纪委一些重要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平反冤假错案，林彪、四人帮集团的审判等，意义重大。特别是中央专案组撤销，专案资料移交中组部之后，更是如此。许多事情，陈云都是批给胡耀邦以后处理的。

　　在考虑中纪委领导集体的整体格局时，陈云指出，应该选一些同林彪、“四人帮”做过坚决斗争的同志到中纪委来。刘丽英和汪文风就是作为他们的代表而被选为中纪委委员的。刘丽英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丈夫李文彬被迫害致死，她同林彪、四人帮集团作了不屈斗争。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报道了她的事迹[16]。汪文风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是1976年悼念周总理的《天安门革命诗抄》的集体作者童怀周的负责人。对于被选为中纪委委员，汪文风回忆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一百名中央纪委委员之一，是陈云同志建议的，他说要从反对‘四人帮’的群众中选一个人到中央机关来工作。”[17]当时两人对于被选为中纪委委员一无所知，直到报纸公布名单后才知道。

　　从这届中纪委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革命生涯来看，基本都有共同的延安经历。从解放战争的经历来看，主要是东北局、华北局的干部，同时也有部分西北局、华东局的干部。东北局的干部，具有东北经历的有：陈云、黄克诚、王鹤寿、刘顺元、赵毅敏、张启龙、袁任远、郭述申、李一氓、张策、刘型、刘澜波、唐天际、曹瑛、曹广化和韩光等。解放战争时期，陈云曾任北满和南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黄克诚曾任西满分局副书记，1947年后曾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赵毅敏曾任冀察热辽分局组织部长，王鹤寿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刘顺元曾任辽东省委副书记，张启龙曾任吉林省委书记，袁任远曾任吉林省政府副主席，郭述申曾任辽北省委书记，张策曾任东蒙工委书记，刘澜波曾任安东省委书记，唐天际曾任吉东省委书记，曹瑛曾任吉林省委城工部部长，韩光曾任大连市委书记等。华北局的干部有：胡耀邦、周扬、王从吾、马国瑞、马辉之、王维纲、王鹤峰、刘建章、李楚离、周仲英、孔祥祯和曾涌泉等。解放战争时期，胡耀邦曾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晋察冀军区纵队政委。周扬曾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王从吾曾任冀南区党委书记，华北局组织部长。马国瑞曾任冀南区党委副书记，刘建章曾任冀南行署副主任，马辉之曾任晋察冀中央局民运部长，孔祥祯曾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部长，王维纲曾任太行区委副书记，王鹤峰曾任太岳区委书记，周仲英曾任太岳区委城工部部长，李楚离曾任冀东区委书记，曾涌泉曾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西北局的干部有：张子意、武新宇、阎秀峰和吕剑人等。解放战争时期，张子意曾任晋绥分局书记，武新宇曾任晋南行署主任，阎秀峰曾任晋南行署副主任，吕剑人曾任陕西省工委统战部长。华东局的干部有: 魏文伯、刘顺元、李士英和傅秋涛等。解放战争时期，魏文伯曾任华东局秘书长，刘顺元曾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李士英曾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傅秋涛曾任华东局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

　　下面更具体地考察领导集体的历史渊源。

　　早在东北时期，黄克诚就曾经和陈云并肩战斗。1957年，中央成立了以陈云为组长，黄克诚为成员之一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1976年11月，陈云转交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允许黄回京治眼疾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指出：黄克诚在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18]。此后不久，黄克诚回京治病，生活状况得到改善。

　　1978年1月，陈云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交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王鹤寿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王鹤寿、胡耀邦和陶铸在延安时期交好，被称为“桃园三结义”。文革中，王鹤寿被打成叛徒遭到残酷迫害。早在延安中组部工作时期，王鹤寿就曾经做过陈云的政治秘书，后来又多次在陈云领导下工作。对此，王鹤寿回忆说：“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我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还是后来做地方党委工作、工业战线方面的工作，以及最后在中央纪委工作，陈云同志都是我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者。”[19]因此，对于王鹤寿的情况，陈云是非常清楚的，并认为王鹤寿曾经多次被捕，是久经考验的。在酝酿中纪委领导集体时，陈云大力推荐王鹤寿主持中纪委的日常工作，并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后来，中纪委成立了由黄克诚、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和张启龙组成的5人核心小组，负责中纪委的日常领导工作。

　　与其相类似的是李士英和周太和。早在1930年代陈云主持中央特科期间，李士英就是陈云开办的新生印刷所的校对，并以此为掩护从事特科的锄奸工作。文革中，李士英被打成叛徒，入狱10年。文革后复出，时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

　　早在1926年，王从吾、平杰三就在一起闹革命。1939年的冀南区党委，王从吾是党委委员兼豫北地委书记，马国瑞是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策是区党委民运部长。1949年，王从吾任华北局组织部长，平杰三任华北局秘书长，周扬任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张瑞华任华北局妇工委书记。　

　　1930年，赵毅敏任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当时，王鹤寿是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韩光是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抗战胜利之前，陶铸、王鹤寿、刘顺元、曹瑛等一批同志被党从南京监狱救出，刘顺元和王鹤寿是当时审查干部的小组成员[20]。1945年华中分局成立后，李一氓、章蕴为分局委员，李士英则为社会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旅大地委书记是韩光、副书记是刘顺元。而1949年的旅大区委副书记是韩光、李一氓和郭述申。1947年，石家庄市委成立后，毛铎为书记，曾涌泉为常委。1948年，黄克诚任晋察热辽分局书记时，赵毅敏为分局委员，分局宣传部长；李楚离为分局委员，冀东区委副书记。1948年济南特别市委成立，刘顺元为市委书记，李士英为市委常委、社会部部长。1949年山东分局成立，傅秋涛为分局副书记，李士英为社会部部长。1948年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为胡耀邦，周仲英则为第一兵团第八纵队副政治委员。1949年华中局成立后，赵毅敏为宣传部部长，孔祥祯则为组织部副部长。

　　1949年东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刘澜波、韩光、王鹤寿和张启龙为政府委员。1949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李士英、章蕴和傅秋涛为军政委员。1949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赵毅敏、黄克诚、唐天际和孔祥祯为军政委员。1949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王维纲、胡耀邦、张子意为军政委员。

　　建国初期，湖南省委书记是黄克诚，省委常委有袁任远和曹瑛，省委秘书长是刘型，唐天际则是省委委员、湖南省军区副政委。而王从吾、帅孟奇、张启龙和李楚离则分别在文革前担任中组部副部长；张策、孔祥祯和马辉之则分别担任交通部副部长。武新宇、袁任远则是前后任的内务部副部长，后又在1954-1958年同任内务部副部长。1956—1957年的中直机关第五届委员会副书记则有曾三、侯维煜、李之琏和安建平等。1962年，刘顺元和李士英同为江苏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除了以上历史渊源之外，共同的牢狱经历也是这些党的高级干部重要的革命交叉点，而且这种残酷考验下的生死情谊更持久，更牢固，也更能凸显这些职业革命家的品格。而对于这些党的高级干部来说，由于党的工作的需要，聚聚散散、分分合合已成为他们政治生涯的常态。

　　从这届中纪委领导集体的历史渊源来看，解放战争时期的交叉点是最密集的，革命生涯汇合的频次也是最高的，这充分说明解放战争时期是干部调配最为频繁的时期。这种高级干部的集中—扩散，随着解放战争画卷的展开，从北向南，依次递进。与之相随的则是苏区干部和白区干部的交汇，南下干部与地方地下党干部的交汇，由此也带来干部的大调整和大流动。

　　与这种干部的大流动相对应的则是干部的大转型，也就是从革命干部向执政干部，从军事干部向管理干部，从地方干部向全国干部的转变，这种干部转型对于建国后国家和地方的发展关系巨大。而随着全国的解放，党的高级干部群体必然向全国扩散，由此带来的则是干部生涯交汇的稀疏和星散。

　　而1978年这么多高级干部在中纪委的汇合，则是特殊形势下的特殊形态，它是党的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具体体现，是老干部大规模复出的结果。而在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中，相互举荐则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党内提名和人员酝酿的具体机制，也是党内民主和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委委员大辞典 1927-2008》，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1921-2003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 1921-2000》，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陈云与中央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

　　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张曙，《中纪委恢复成立的前前后后》，《纵横》，2005年第12期。

　　《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王从吾传》，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韩光，《征途漫漫》，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叔世忠荩——曹瑛自传诗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张策，《我的历史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郭庆祥等，《张启龙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

　　袁任远，《征途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阎秀峰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政法老战士李士英》，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

　　米田主编，《纪念周仲英同志》，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版。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郭述申纪念文集》，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

　　《王鹤寿纪念文集》，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

　　《怀念章蕴大姐》，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版。

　　[1]1969年中央组织部业务组向中央写了《关于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的建议》。

　　[2]相关简历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委委员大辞典 1927-2008》，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

　　[3]《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4]《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5]这一届中纪委委员后来成为中央委员的有何东昌、李立功和多吉才让等人。

　　[6]其实这几个人文革中也受到冲击，特别是陈云同志。

　　[7]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22-323页。同时参见，《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7-1508页。张曙，《中纪委恢复成立的前前后后》，《纵横》，2005年第12期。

　　[8]由于各种因素，这些主要来源之间会有交叉。

　　[9]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22页。

　　[10]张策，《我的历史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209页。同时参见：郭庆祥等，《张启龙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302页。袁任远，《征途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225页。

　　[11]《叔世忠荩——曹瑛自传诗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

　　[12]中共七大之前，分散在全国的大批干部汇聚延安，参加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七大后奔赴各个战场和地方，从而为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

　　[13]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派了10多万军队，2万多名干部，其中包括七大77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的21名进入东北，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东北经营”。

　　[14]分散指的是革命生涯初期的地方化，集中指的是瑞金、延安经历以及后来的东北经历等，扩散指的是随着解放战争而扩散到全国。

　　[15]张曙，《中纪委恢复成立的前前后后》，《纵横》，2005年第12期。

　　[16]刘丽英，《往事回首》，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17]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18]《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19]《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20]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同时参见：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