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 李理】回望三十年前一次规模空前的理论盛会——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程中原研究员

　　　　记者：今年是“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30周年。作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它对于我们党后来的理论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不少亲历者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次会议有多个名称，那么，您能否先来介绍一下这次会议为什么会有好几个名称？ 

　　　　程中原：“理论务虚会”是酝酿召开这个会议时用的名称。后来考虑到理论本身就是务虚，会议又不仅讨论理论问题，还要总结、讨论理论工作，故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会议开始即名之为“理论工作务虚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第一阶段讨论到２月１５日结束。３月２８日复会，由党中央主持，范围扩大到地方和军队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负责同志，会议名称加上“全国”二字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３月３０日邓小平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４月３日胡耀邦的《结束语》，印发件上的会议名称“全国”二字改为“党的”，为“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记者：据说，这次会议是当时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提议召开的？ 

　　　　程中原：不错。早在１９７８年９月下旬，叶剑英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这个提议得到中央常委的同意，认为开这样一个会议很有必要。 

　　　　记者：那么，叶帅为什么要提议开理论务虚会呢？ 

　　　　程中原：现在大家都知道，《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即予播发，《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即予转载，马上引起一些高层人物的指责。在他们后面有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等人。 

　　　　邓小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但邓小平明确表态和打招呼以后，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压制有增无减。在真理标准讨论刚刚开始时接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上任不久即组织编辑部写一篇题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文章，反对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汪东兴听说这篇文章是按照《实践论》的思想写的，即说“重温《实践论》好”。熊复就拿《重温<实践论>》做了文章的正题，原来的标题改为副题。文章在9月中旬写成，熊复于9月19日送给中央常委审阅。 

　　　　既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报刊上讨论得很热烈而有争论，国内外反映也多起来，现在《红旗》杂志的总编辑又把他们写的长文送给中央常委，而听李先念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很好，叶剑英感到，理论战线上的问题，也可以采用国务院务虚会这种方式来讨论解决，故在9月下旬的常委会上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 

　　　　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正式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到中宣部就任部长。1978年12月31日上午，胡耀邦在政协礼堂召开的中央宣传系统直属单位领导干部大会上同大家见面，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1979年1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他希望有关单位，把需要打破禁区的理论问题，列出清单来。 

　　　　记者：可见，中央对这次会议是非常重视的，那么，会前都作了哪些准备？ 

　　　　程中原：元旦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刚刚担负思想理论和宣传战线领导责任的胡耀邦、胡乔木，就为准备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忙碌起来。作为这次会议前的重要准备，主要有三件大事：一是胡乔木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发表重要讲话；二是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三是胡耀邦写好了一篇《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 

　　　　1979年1月3日，胡乔木应胡耀邦的约请，在中宣部碰头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提出质疑，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关于党内斗争和党的历史。 

　　　　1月6日，胡耀邦写好《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这篇《引言》报华国锋、邓小平审阅同意，在正式开会前发到与会者手里。《引言》指出，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是要总结经验、分清是非，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理论宣传战线的根本任务。《引言》肯定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上揭批“四人帮”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具体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议一议还有哪些禁区、哪些精神枷锁应当继续破；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真正做到理论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胡耀邦还提出具体任务：加强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工作，要出成果。要在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写出一批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和理论著作。 

　　　　1月7日至11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在11日座谈会结束时，胡耀邦宣布了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决定，讲了开法和具体要求：前天部务会议决定，18号开。初步设想分两段开。先北京地区100人左右（朱穆之：各省要求来一个同志），也可以嘛。开到春节前，春节后再开10天，开到13号。2月中旬再把各省同志找来，北京再扩大一点，共400人左右。这一段开个10天左右，2月底开完。前一段小会为主，后一段大会为主。请华主席、邓副主席讲话。 

　　二 

　　　　记者：请谈谈会议第一阶段召开的情况。     

　　　　程中原：1979年1月18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理论宣传界的一次盛会。参加会议的有理论宣传各界的代表；一些在党内多年从事和关心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前辈、老同志，作为特邀出席者也参加会议，受到热烈欢迎；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领导同志，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人民解放军的理论宣传工作者等，共160余人。 

　　　　会前，胡耀邦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已印发到会同志征求意见，胡乔木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也以会议材料之一印发。胡耀邦在会上讲话，没有再念他的讲稿。他宣布了会议领导小组的组成人员以后，就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理论战线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关今年撰写理论文章以及会议的开法等四个问题讲了意见。 

　　　　关于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胡耀邦说：可以总结两年来的，可以是10年来的，也可以总结30年的。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我们回顾过去走过的道路，目的是使今后的理论宣传、理论研究搞得更好，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一些。对会议开法，他说，第一段主要是小组会，开到26日，春节（28日是阴历正月初一）休息；2月1日继续开，开到12日左右。第一段开完后，休会一星期到10天，准备向中央汇报。第二段拟以中央名义召开，开10天左右，请各省派人参加，会议扩大到400至500人。大会发言由各组安排，也请特邀的同志发表意见，作些指导。会上，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还要讲话。在北京开会的同时，希望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以收上下呼应的效果。 

　　　　记者：会议主要围绕哪些重要议题进行的？ 

　　　　程中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分清思想路线是非问题。从1月19日起，会议分五个小组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揭发批评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的错误，进一步分清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思想路线的是非上面。 

　　　　1月19日上午，杨西光等六位同志作了题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的联合发言。联合发言评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遭到压制、打击，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的经过，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以及在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肯定的情况；对双方的主要论点，作了简要的介绍。指明：“近两年来在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的分歧，根子都在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联合发言列举具体事实，说明坚持“两个凡是”的汪东兴、李鑫等同志的“许多言论和行动，都是阻碍揭批‘四人帮’，阻碍拨乱反正，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害于党和国家的前途的”；“这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如果不把他们坚持的‘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加以深刻的批判，不但四个现代化不能实现，‘四人帮’的流毒不能肃清，连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犯有错误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评。他们也作了程度不同的检讨。其中对中办、“毛著编办”副主任李鑫等的揭发批评更多一些。2月2日，李鑫在小组会上讲2月7日“两个凡是”的社论的错误问题，承认“犯了思想路线的严重错误”，表示“社论是我主持起草的，出现‘两个凡是’的错误，主要应由我负责任”。他讲了这篇社论的写作背景和经过，并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李鑫作检讨发言后，大家又讲了不少意见。 

　　 　　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分清是非方面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它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弄清了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来龙去脉，用大量事实，说明围绕“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争论，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二是探讨理论问题。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是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另一个重点。会议讨论的主要理论问题有以下几个： 

　　　　（1）引起许多人关注、讨论得比较深入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是取消还是保留这个问题切入，不同意见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一位赞成保留这个理论的同志认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个包含着若干正确论断、同时又是一个不完全的、包含着一些错误的、并被严重歪曲篡改了的理论体系。”多数与会者主张抛弃这个理论，认为这个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表现。“只要我们正视文化大革命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就不难对这个理论作出应有的评价，从而也就不难决定，对这个理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2）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也是会上谈论得较多的一个问题。2月5日，一位同志在第三组作长篇发言，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阶级的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仍然存在，或始终存在，这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2月8日，一位同志在第一组发言中对20多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作了回顾和分析，得出结论：“证实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1957年初所作的讲演，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现状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同时又指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阶级状况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估计，是导致“八大”所确定的战略转移未能实现的主要祸源。 

　　　　（3）民主问题也是讨论的一个热点。有位同志在第一组发言，指出：“民主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他指出，领袖终身制的效果是不好的。民主选举比较好。另一位同志强调发扬民主的重要性说：如果我们国内不能充分发扬民主，社会上就会出现羡慕资产阶级民主的现象。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们的终身干部制对发扬民主是个大障碍。 

　　　　（4）经济方面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不单是经济学家，也是许多理论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2月3日，第二组一位经济学家深刻地指出：不能用以什么为纲来代替按比例发展。而且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每个时期工业发展的重点是各不相同的。不是每个时期都是“以钢为纲”。另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这两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调整上，着重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而不应该放在提高发展速度上。” 

　　　　此外，会上不少同志提出：“历史研究要解放。”他们说：“历史是一门科学，研究历史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事实，讲实话，讲真话，不能按照某种现成结论，简单地服从一个现成政策。” 

　　　　从理论工作务虚会探讨理论问题的情况可以看出，关于理论问题的讨论是贯彻和发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的。 

　　　　三是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无论是分清思想路线是非，还是探讨理论问题，都不能不涉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如何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如何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成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论得很多的一个问题。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不要评价毛泽东？可以不可以评价毛泽东？与会者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一位历史人物，是可以评价的，是应该评价的。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我们党应该主动作出正确的评价。这件大事，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不能全部留给后人去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有位同志的发言有代表性。他在2月15日的小组会上说：“从讨论的情况来看，还有不少禁区要继续打破，而最大的禁区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许多禁区问题都涉及到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我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史上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今天是、将来仍然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方面绝不能动摇，而且应该实事求是地加强宣传。但是，另方面也必须对毛泽东同志理论上的一些错误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价，是不是搞“非毛化”？对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与会者作出了响亮的回答：“我们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比较集中地提出并初步讨论了这些问题，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意见，但远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直到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得以完满完成。 

　　三  

　　　　记者：会议的开法为什么没能按照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所计划的那样进行？ 

　　　　程中原：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之前，有些地方就出现少数人闹事。社会上还有极少数不良分子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散布怀疑以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会议召开期间，错误思潮泛滥的情况有增无减，且有不断蔓延之势。当时在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出现的自发组织有80多个。在北京，从1978年10月下旬开始形成的“西单民主墙”，被他们用来作为宣传和活动的阵地。1979年元旦，是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日子，“西单民主墙”上贴出署名“一个中国青年工人”写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此信崇拜西方而贬损祖国。信中请求卡特帮助他实现到美国去的愿望。 

　　　　西单墙上不仅大字报越来越多，而且出现了一些油印刊物。《探索》是其突出的代表。这个刊物登载文章，诽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污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煽动群众“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煽动要“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 

　　　　对于这股错误思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多数参加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有个别人还直接间接地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以后，会上谈论的一些观点通过各种途径扩散出去；西单民主墙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观点，也有不少传到会上来的。在探讨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会上确有某些观点是怀疑、削弱以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 

　　　　社会上出现了错误思潮蔓延，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又发生了这些右的偏差，会议第二阶段当然就很难按原定计划进行下去了。 

　　　　记者：小平同志那篇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那么，这篇讲话是怎么起草的？当时为什么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程中原：邓小平一直关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进行情况。那时他不是很忙，会上发的简报他每期都看。越看越看不下去。他敏锐地发现上面所说的那股错误思潮的严重泛滥。社会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情况，并由此而引发的破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的情况也不断地反映到他那里。邓小平感到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途命运的严重问题，必须刹住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胡乔木跟邓小平有同感，胡耀邦也觉得风头不对。邓小平就委托胡乔木帮他起草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要求针对性强，旗帜鲜明而又充分说理。１月２７日，阴历除夕，邓小平出访美国前夜，听取理论工作务虚会情况汇报后，特别交代：要讲清楚民主问题。

　　　　3月2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复会。3月3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党中央发表长篇重要讲话，这就是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听讲者除出席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同志以外，还有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的干部。邓小平的讲话，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来说，是一个总结。 

　　　　邓小平在讲话中肯定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也肯定党的思想理论队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作出了巨大成绩，在三中全会以后也作出了重要的成绩。同时对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某些错误观点提出了批评。针对当时正在蔓延和泛滥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在讲话中郑重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今天之所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两种错误思潮，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 

　　　　邓小平的讲话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历史具体的、充分说理的批驳，讲得非常精彩。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段，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较论。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事实对比和历史分析，来阐明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道理，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论证，极具说服力。 

　　邓小平提出当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指导意义的答案。”他要求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四项基本原则在目前新形势下新的意义，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提出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就几个比较迫切的问题讲了意见。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涉及党的十一大路线一些提法的问题是否可以讨论。邓小平强调：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邓小平讲完以后，主持会议的李先念说：小平同志这个报告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回去要讨论，认真地讨论。对邓小平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分组讨论了三天，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就在4月3日结束了。胡耀邦在会上讲话，与《引言》相应，称为《结束语》。胡耀邦在讲话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接触到当时议论纷纭的对这次会议的评价问题：我们这次会开得怎么样？他回答说：“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这段话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也充满自信心。  

　　四 

　　　　记者：30年过去了，经过历史的检验，我们今天对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该做怎样的评价？ 

　　　　程中原： 对复杂历史事件作出切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的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论工作务虚会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事件。我有这样几点认识： 

　　　　首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生的最具重大意义的事情，也是理论工作务虚会最重要的成果。有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就使得整个会议开得相当完满了。实践已经证明，这个评价是完全站得住的。这篇讲话，当时起到了遏制这股小小的逆流不使泛滥成灾的作用。随后召开的４月中央工作会议，经济上提出和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新的八字方针；在思想政治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继续解放思想，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坚决打击鼓动闹事，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一方面在群众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并切实地逐步解决知识青年回城、冤假错案平反等遗留问题，形成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见，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确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１９８１年发生以影片《苦恋》为代表的否定四项原则的右的思潮再度泛滥的时候，邓小平首先提出并支持了对《苦恋》的批评，发表了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再次拨正了思想理论战线的方向。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在理论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时候，邓小平在１９８３年支持了对所谓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批评，提出和支持了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 

　　　　１９８６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煽动下，年底发生了学生闹事事件。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果断地处理学生闹事，否则就是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大学生闹事，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的煽动；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和动乱的因素，是处理学生闹事的原则。在平息事端以后，他又立即提出排除干扰，继续前进。 

　　　　在八九风波起于青苹之末之际，邓小平及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动乱。事情一爆发出来，他就果断地作出判断，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随后，又很快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 

　　　　在后来一次又一次交锋中，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正确地领导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在主要反对“左”的倾向的同时，一当右的倾向出现，危及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他立即毫不犹豫地、坚决地反右。实践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３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战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法宝。四项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写进党章；在１９８２年，四项基本原则又写进了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支撑社会主义大厦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柱石。 

　　　　第二，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这是邓小平对第一阶段的评价，胡耀邦《结束语》中加以征引、表示赞同的。是否如此？今天我们回头来看看，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分清思想路线是非是很有成绩的；对所探讨的主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出的回答，大多数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提出了问题，作出了初步的回答，总的方向同后来的《历史决议》是基本一致的；会上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文学、法学等学科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成为以后研究探讨的课题……这一切说明，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指导下召开的，是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是发扬了民主风气的。从总体上说，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工作史上一次有成绩的盛会。 

　　　　第三，邓小平对理论工作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批评意见，实践证明是切中腠理的。邓小平提出批评分寸的把握、关心爱护的态度和悉心引导的方法，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30年来的历史说明，在理论队伍中，在思想理论工作中，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邓小平批评的这些缺点、不足，不断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重复，从这些缺点和不足反映出来的弱点、毛病，是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至于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个别人、极少数人怀疑以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进程有一定影响，在某些问题上出现了右的偏差，但总的说来，并没有在会上形成主要倾向，没有形成一股风。以偏概全，由此说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会议，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记者：关于民主问题，近年来成为思想界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话题。在民主问题上，小平同志所阐述的观点对今天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程中原：在前面已经说到，邓小平对民主问题非常重视，他在访美前夕特别交代，他的讲话“要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邓小平关于民主问题的论述，是历史具体的，也是面对现实的，是很充分、很全面、很深刻的。邓小平指出：四项基本原则“都同民主问题有关”。 

　　　　在论述“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时，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他坦诚地说：“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同时，他有自信地说：“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他强调民主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精辟地指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同时邓小平又针对在民主与专政关系上存在的错误认识透辟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 

　　　　在论述“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原则时，邓小平对企图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和行动，结合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评。邓小平说：“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一场什么‘革命’，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难道不同样清楚吗？一九六六年本来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帮’一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 

　　　　邓小平正面回答了“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这个问题。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邓小平郑重地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同时，他又明确要求：“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他告诫说：“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如果不采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因此，有人把中央的方针说成是‘收’了，说中央把发扬民主的方针改变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年，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因为这三十年来，我们是遵照邓小平确定的目标、指明的方向、规定的方针政策前进和发展的，是实践了并在实践中丰富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今天，我们应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把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建设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关于民主问题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实践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全面理解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反对把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民主与纪律、民主与自由、民主与党的领导，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一方面要反对无视甚至否定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的进展和成就，从而取消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要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形式，充实内容，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形成毛泽东最先提倡、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讲话中竭力追求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