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轶杰】确立我国抗战研究话语权

    《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全51册）（汤重南主编，线装书局2017年6月版）用确凿史实“发言”，首次以原日本军政当局密电、档案的形式，记述了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扩大对华侵略的全过程。该书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自供状”和其侵略罪行的铁证。

　　首次披露不少密电和秘密文件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多年来，各级各地部门和机构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日本侵华史料的整理、利用和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从2010年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的“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陆续公布了调研成果。2014年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分3年推出规模达200册的 《抗日战争史料丛编》。2015年和201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主编的《中央档案馆藏日本战犯笔供选编》第一辑和第二辑。此外，还有《中央档案馆藏美军观察组档案汇编》《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档案精选》等史料汇编。

　　据汤重南研究员介绍，《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编委会从2000余卷缩微胶卷中精选出2万多页与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有关的秘密电报、秘密文件，分门别类整理、编辑、影印。这批档案资料在日本投降后由美国截获，内容包括日本外务省、陆军部、海军部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大量档案。据美国中情局汇报，档案体量有4000立方英尺，其中重要内容被制成缩微胶卷得以保存，不少密电、秘密文件均为首次披露。正是有了这些坚实史料为基础，我们才能对抗日战争中重要数据不断修正、对重大史实加以辨析，针对错误言论进行批驳，并逐步建立起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翔实史料为揭露真相提供“弹药” 

　　针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研究者得出的统计数据往往存在差异。这既影响了抗战研究的科学性，也使一些别有用心者浑水摸鱼、混淆视听。近年来，抗战研究者们根据新史料和新视角，对一些重大数据，比如中国抗战军民伤亡数、经济损失等进行了修正。已修正的权威数据主要有：中国抗战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占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1/3；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造成一次性800人以上伤亡的惨案至少有173起；日本投降前夕，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为186万人，其海外总兵力为358万人，在华兵力占其海外总兵力的50%以上等。

　　史料整理为重大史实的辨析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柳千岸运用详尽数据论证了中国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第一枪、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胡德坤利用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方面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纲要》《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剿共施策纲要》、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等日本战史资料，论证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的过程。

　　翔实史料为批驳错误言论提供了“弹药”。针对日本右翼分子将九一八事变歪曲成日军受中国“刺激”发动或者纯属偶然等错误观点，张海鹏利用翔实资料还原了事变真相，证明九一八事变为日本蓄意制造，是侵华战争的开端。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档案则反映了日军攻占南京前南京市 （不含下关）有100万人口的史实，这对澄清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坚称南京战前人口20万说是一个有力证据。这些新解密的史料和基于翔实史料的研究，对于批判和回击日本右翼掩盖、抵赖和否定侵略历史的言行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基于翔实史料和精湛研究，中国在抗日战争问题上的学术话语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并在国际学术界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法国国际关系史专家罗伯特·弗兰克主编的《1937—1947：战争—世界》就颠覆了欧洲人对二战始于1939年的既有认识，书中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明确将中国战场认定为二战起点。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是开展历史研究的根本。抗战史研究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比如，在处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关系问题研究上 “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分清主流和支流”；既不能用正面战场否定敌后战场的奋战，又不能用敌后战场否定正面战场的牺牲。此外，一些为“汉奸”翻案的文章，就是脱离了时代具体语境故意混淆“主流与支流”，以所谓个人身上的“闪光点”而罔顾民族大义。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用列宁的话说，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

　　中国史学工作者和档案工作者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只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扎扎实实地发掘一手文献，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才能彰显正义的力量，才能有力回击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才能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重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