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 李扬】只有新中国能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

　　回首70余年的中国和世界历史，由此上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和《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 新中国创造的经济成就堪称人间奇迹，其间包含着不可移易的历史逻辑。

　　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发展基础

　　1949年新中国建立，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进入了新纪元。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的基础上，在三大因素的推动下，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第一，国家安全和统一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随后签订所谓“保护台湾”的条约。当时，中美工业实力悬殊。1952年美国钢、煤、原油、电力的产量分别是中国的62.6倍、7倍、703.3倍和63.4倍。1953年毛泽东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第二，国民经济体系迫切要求解决重工业瓶颈问题。落后的重工业拖累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毛泽东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陈云说：“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扩大轻工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

　　第三，资本严重短缺、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制约了工业发展。当时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1954年土地改革时，全国农户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两千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1952年中国的GDP仅为679.1亿元人民币，人均119元；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8.6亿元人民币，人均1.5元；国家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可见，中国当时确实无法依靠市场机制为工业化提供积累。

　　基于上述原因，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确保了有限的资源在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支援工业化建设，使中国在短短20多年里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52—197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15.9倍，实现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识字率仅为5%，其后全国迅速开展大规模扫盲教育。图为 1958年上海一职工业余小学颁发的识字证书 左冬辰 / 供图

　　这一时期还为日后的改革与发展储备了诸多要素。在基础设施方面，新中国自成立伊始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实现农田有效灌溉面积4805.3万公顷，较1949年增加3212.5万公顷；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建设了青藏公路、武汉长江大桥、京沪铁路等重大项目，改变了落后闭塞的交通面貌；高度重视基础教育，1978年基本普及小学教育；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准备了条件。

　　改革开放开启致富之门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保障国防安全、储备发展要素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实现。

　　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多，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整体还处于贫困状态。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城市居民消费处于温饱阶段，农村居民则处于贫困阶段。而从劳动生产率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据访日归来的同志报告，丰田汽车厂职工4.3万人，加上直接协作工厂不过15万人，年产汽车270万辆；当时的中国汽车行业，从业者总数约70万，年产汽车只有13万辆。中国的汽车跑10万公里就要大修，而日本车能跑40万公里。1978年9月，邓小平谈及出访带来的思想震撼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子，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强烈的忧患意识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此后邓小平率先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创新发展的最重大命题，中国迎来了活力迸发、财富涌流的时代。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内“搞活”，通过“放权让利”和引入市场调节机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形成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招商引资、制度创新等方面积极作为，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协同作用，将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普遍调动起来。中国还通过扩大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这种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国内国外资源市场“统筹兼顾”的方针政策，使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1978—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高歌猛进，年均增速接近10%。1978年，中国的GDP为3678.7亿元，居世界第11位；2010年突破40万亿元，居世界第2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持续升级。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中国的城市化率也由1978年的17.92% 提高到2012年的52.57%，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

　　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传统发展方式也存在问题，特别是需求刺激政策使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更加凸显。首先，在宽松的信贷环境与预算软约束下，基建、开采等行业迅速扩张，出现普遍性产能过剩，由此引发的利润率下滑使得一些企业加大债务融资，甚至沦为依赖举债为生的“僵尸企业”。其次，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而货币充裕的大环境下，房屋土地作为投资品的功能凸显，大量资金涌入刺激了房地产行业膨胀，抬高了实体经济成本，加剧了社会投机心理，使得资金脱实向虚。最后，因不同企业和居民获得信贷的能力不同，信贷资源分配有失均衡，拉大了财富占有差距。总的来看，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维持了增长势头，但也遇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率攀升的问题。如果放任旧增长模式延续，终将导致行业亏损加剧，引发债务违约、破产失业的经济硬着陆。

　　十八大以来，中央决定不搞大水漫灌的强需求刺激政策，而要在实现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的前提下，完成产业结构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型，这无异于一次难度极大的“空中加油”。为此，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首先，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完成“三去”任务。在去产能方面，国务院于2016年发布关于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目标要求，并安排1000亿元财政专项奖补资金用于职工分流安置。截至2018年底，“十三五”煤钢去产能的主要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市场供求关系明显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在去库存方面，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三四线城市商品住宅去库存取得明显成效，热点城市房价涨势得到控制。在去杠杆工作中，一方面，通过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加强金融监管，堵住了信贷无序扩张的“邪路”；另一方面，试办民营银行、开设科创板，提供更多规范融资的“正路”。同时，针对存量债务，积极稳妥推动市场化兼并重组，实施地方债务置换，强化企业和地方政府自我约束，企业杠杆率持续降低。

　　其次，重塑政府与市场边界，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与过去一般性的“多予少取”政策不同，这次降成本伴随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塑与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重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通过改革获得红利，以制度性、长效性变革来降成本，成为新时代经济治理的重要特色。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实行以减税降费为主基调的税费改革、推进国家机构改革、打造“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等举措，构建法治型、服务型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方面的作用，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新时代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加快自贸区、自贸港试验，并将国内区域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此外，针对中国即将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下降等新情况，中国政府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来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为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长治久安开拓新空间。

　　最后，发挥制度优势，补齐发展短板。十八大以来，中国进行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在民生领域，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从2012年到2018年末，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至166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1.7%，中国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在生态领域，中国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修订实施“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实行河湖长制、领导干部生态审计、垃圾分类等制度。污染蔓延势头得到遏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了生态之基。为促进长远发展，政府还加大了科研和教育投入。中国自2013年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2018年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2.18%，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自2012年起，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连续6 年保持在4%以上。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守住不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前提下，实现了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2012—2018年，全国就业人员由76704万人持续增至77586万人；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8311元增至28228元，年均增长9%。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效也开始显现，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升。2018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9%，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7%，分别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2.7和5.5个百分点。2018年全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为145369亿元，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6.1%，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为12.2%，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2.5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在这场旧动能衰落与新动能崛起的转换过程中，中国经济正在企稳向好。

　　2019年9月24日，“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向公众开放。透过一幅幅老照片、一件件文物、一个个历史瞬间，呈现出大国奇迹的历史印记。图为观众观看中国航天员装备 郭俊锋/ 供图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解决主要矛盾，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体包含三大转变：一是推进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快增长方式创新；二是推进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三是推进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转型尚未完成，未来发展还面临诸多困难：一是实体经济内部结构失衡，传统中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供给不足并存；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业关系失衡，“脱实向虚”仍然严重，金融风险隐患尤在；三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有效需求不足，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失衡；四是资源和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外延型扩张受到约束；五是国际经济竞争趋于激烈，中国经济和科技正从跟跑者向并行者和领跑者转变，竞争对手主要转向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给中国造成更为沉重的外部压力。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和有利条件，大大超过了不利因素和困难：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经济始终向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向坚定前行；二是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体制优势，有助于避免双重失灵，继续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三是中国经济规模大、创新空间大、回旋余地大；四是中国人力资本雄厚，重视教育，并可以充分利用海外教育资源；五是中国人民具有勤劳的品质和文化传统，尤其是高储蓄率传统有助于规避债务陷阱，并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扩大投资生产，最终使中国跻身全球产业链的高端。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作出贡献

　　经过70余年的砥砺奋进，中国不仅改变了自身面貌，也集聚了越来越强的影响力，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抱有信心。

　　第一，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今非昔比。从1952年到2018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实际GDP增长175倍，年均增长8.1%，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当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自2010年起，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连续多年稳居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第二，中国正由世界经济的参与者向组织者转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以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要素向世界敞开国门，为全球过剩资本和产业转移打开了出路，中国成为支撑全球经济运转的“世界工厂”。2008年之后，主要发达国家深陷金融危机，需求萎靡不振。而中国此时正在加速进行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全球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有效需求，使世界经济免于严重衰退。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为扭转产业“空心化”趋势而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扰乱了全球供求关系，也丢掉了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组织者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一方面提出高水平开放，加速国内改革进程，将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具成长性的市场向世界开放；另一方面，中国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缓解全球产能过剩、弥补落后地区发展短板方面作出积极贡献，从而在事实上承担起新一轮全球经济组织者的责任。

　　第三，中国的成功经验为世界提供了更多制度选择。二战以后，除新加坡等城市型国家或地区之外，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要么如拉美等国半途而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要么如东欧一些国家改旗易帜，而后经济长期徘徊，或者如日韩等国以部分主权为代价换取经济援助。唯有中国，在不丧失完整主权的情况下将工业化推到了后期阶段，使人民收入达到了中等偏上国家水平。这一成功经验引起了后发国家的强烈关注。中国的发展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也为发达国家治国理政提供了启示，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新中国创造的经济成就堪称人间奇迹，它至少留给我们三点值得铭记和发扬的经验。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业化建设，既不盲从于“苏联模式”或“华盛顿共识”等教条，不畏惧外部势力的干扰破坏，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为民族复兴而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不断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国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以“三个有利于”标准检验改革成效，探索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灵活性、包容性，调动起包括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在内的一切积极因素，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第三，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道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更加自觉地践行合作共赢的开放理念，提倡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防灾减贫、维和反恐、发展援助等领域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从而激发起国际社会日益普遍的情感认同与行动参与，汇聚起携手共进的全球合力。

　　（作者单位：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李扬，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