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辉】“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础与文化奥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战略高度，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首次以中央全会形式研究审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从坚定制度自信和推进制度创新相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第一次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辅相成、有机联系、系统集成的显著优势，系统阐述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层次清晰、全面系统的科学制度体系，明确提出了推进我国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总体目标、战略途径和重大举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发展，为成功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深厚的制度基础和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纵览世界历史，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往往与其民族精神的崛起和民族文化的复兴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无论是在革命、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既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所蕴含的政治理念、伦理规范、价值追求、人文传统和社会理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不断传承弘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所形成的革命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文化自信得到充分彰显，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理解“中国之治”的文化奥秘，就要从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出发，把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推动和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一、创造“两大奇迹”的制度密码和文化基因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或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一种社会制度优劣与否，是否管用有效，不能靠单纯的主观判定，而是由实践来检验和证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经过70余年的探索发展，我国形成了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铸就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的“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以这两个奇迹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之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威力和文化实力的实际展现。在人类历史上，那些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国家，大都没有形成稳定有效的国家制度以及充满活力的治理体系和较为完备的治理能力，究其根本，就是没有从本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出发，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的“两大奇迹”交相辉映、相辅相成，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极为罕见，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事实。英国４８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无不得益于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模式。中国能创造这样的奇迹，郑永年认为，源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背后的支撑，为执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制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时曾指出：“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科学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涵盖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领域各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有韧性更有活力，既稳固可靠又充满潜能。这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最大优势为统领、其他十二个显著优势各展其长的有机联系的“制度优势群”，汇聚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优势。这一科学概括，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明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治理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当今世界，置身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为特征的大变局中，制度竞争更加复杂、日趋激烈，“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我国日益强大并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视为对西方制度模式的挑战和替代，对我国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竭尽歪曲污蔑、遏制打压。比如，把我国发展强盛丑化为“新帝国主义”，把我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成功实践歪曲为“新殖民主义”，并发起贸易战、打压我国发展高新技术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些西方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阻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需要看到，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畅谈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指出“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正像我们无法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历史遭遇、不同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们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力回答了摆脱贫困这个困扰人类发展的历史性难题。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中，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既是一个国家制度生长的土壤，也是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正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学习借鉴、消化吸收其他民族、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形成了我们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优势，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基因。

　　二、关于“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回答

　　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革命掌握政权后，国家建设、改革和治理的问题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突出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同时就是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制度自觉和卓越治理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总是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及时把创新的理论原则、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的制度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深厚的制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以深远的世界历史眼光思考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问题，明确提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这个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苏联国亡政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道：“因为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必然带来严重政治后果。”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积极探索“怎样治理中国”这个问题，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改革开放前，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完全找到一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认真探索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当代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把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完善国家制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有机统一起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明确要求“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既体现坚持战略部署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又根据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具体地看，既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又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既明确了前进方向和指导原则，又提出了总体要求和重大任务；既讲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又指明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主要途径；既提出了“三步走”总体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又规划了“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重大任务；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总之，《决定》创造性回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全局性、开创性、里程碑标志的重大意义。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迫切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面对这一重要历史任务，要做到坚定制度自信与推动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既要坚持好、巩固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又要完善好、发展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以下五个方面不断发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进而开辟“中国之治”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是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描绘的制度图谱中，首要的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制度安排中，首位的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决定》的各个结论和各项要求中，根本都是要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可以发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和主线，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制度是具有统领地位的根本领导制度。开辟“中国之治”更加美好的未来，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二是必须牢牢把握“中国之治”正确的前进方向。方向决定道路。把稳“中国之治”的前进航向，就是要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顾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完整含义包括两部分：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组成了一个整体，前一句话，规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话，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的鲜明指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要坚持方向不偏、道路不改，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又把握党和人民在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不照抄照搬别国制度模式，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三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曾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始终坚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始终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开辟“中国之治”更加美好的未来，要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制度建设和国家发展。

　　四是必须推进全面系统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不仅要解决好体制机制弊端问题，而且要解决好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实现总体目标，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全力推进以实现总目标为主轴的所有领域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全面性安排和全方位画像，是我国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建设的顶层设计，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整体性布局和系统性建构的宏大工程。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仅是这十三个显著优势的具体体现，更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展现出的整体优势，是十三个显著优势叠加后形成的整体制度优势。因而，在实践中，必须更加注重全面系统的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几何级数优势充分发挥。

　　五是必须借鉴世界优秀制度文明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根据自身现实国情和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建立和完善国家制度，选择适合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不亦步亦趋地照搬别国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排斥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其他国家的治理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其他国家的制度文明和治理经验有其制度性质、阶级属性和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但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共性。当今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在融合交流中比较竞争，共同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百花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独善其身。对于其他制度文明的优秀成果，要尊重其多样性和丰富性，学习借鉴各民族创造的优秀制度文明成果，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来源：《江淮论坛》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