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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超】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挑战与对策

作  者
吴超
发表/出版时间
2017年01月12日
学科分类
社会史研究
成果类型
论文
发表/出版情况
团结
PDF全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怎样进行社会治理”,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治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发展道路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探索历程,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社会管理到现代的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 

  一、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 

  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冲击的综合考量下作出的历史选择,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社会管理到现代的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要从当代中国的发展来找答案,同时要从历史的发展中来找答案,只有了解一个国家走过的发展之路,才能更好地把握当前事态的发展,才能更好地知晓她未来的走向。 

  (一)国家全面管控的社会治理(1949年—1978年)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从西方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和苏联工业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出发,打破了原来设想的从改善人民生活入手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的计划,基于中国工业化基础十分薄弱,资金、技术、人才十分匮乏的现实,选择了强大的政府主导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以最快的速度集中力量加快工业化进程,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这一发展战略要求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利用有限的资源推进现代化建设。因而,新中国很快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迅速创建了国家全面管控的社会治理体制。 

  一是政府全能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干部统一调配、职业身份统一确定、人员统一安置、社会事务统一部署、一切社会活动统一组织等,建立起以政府为中心的全能社会管理体制。二是以“单位”为基础的从业人员管理体制,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都成为一个个“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单位组织,既是工作组织,也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各种社会事务和落实社会管理控制任务的基层组织体系。三是以“街居”为基础的城市社会人员管理体制,通过街道-居委会体系,管理社会无工作人员、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由于绝大多数人都隶属于某一单位,街居体制起着社会管理的辅助作用。四是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流动管理体制,一般社会成员的就业和居住尽量固定,使社会高度组织化和有序化。 

  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这种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以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力量,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凝聚成一个整体,使国家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使新中国仅用30年时间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低水平下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解决了总体性贫困。1972年,英国学者汤因比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但是,这种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最大的弊端是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和管制过死,使经济和社会生活缺少活力,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二)改革开放中的调整与变革(1978年—1992年) 

  社会管理制度的变革一直和改革开放同行,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止,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价值理念等都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量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原有的权力高度集中、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现实要求。伴随着这一转型过程,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的社会管理也不断调整、完善,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针对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实行党政分开、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的“放权”改革。在农村,废止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政权,实行政社分开;在城市,为了“搞活企业”,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 

  改革开放以来,身份制得到了合理化的改革。由于经济建设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社会生活中的政治色彩开始淡化,原有的阶级身份系列在城乡社会都日益弱化,并趋于消灭。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有了生产与分配的自主权,与生活资源的分配密切相连的户籍制度与票证制度的日益松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市中计划外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流向乡镇,体制内的干部与工人在利益驱使下流向体制外新的就业岗位,所有制身份也日益弱化,社会上逐渐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1985年颁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开始对流动人口实施暂住证管理,同年开始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突破3000多万人。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调控体制的变革,单位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利益主体,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政府指令的责任减少。新组织形态也开始萌生,主要包括行业协会、商会、文化体育协会、学术性协会、基金会、联谊会等,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加强,开始与单位制分离。社会治理由原来的高度集中统一转向放松管制、放权搞活,不同的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开始参与社会治理,由党和政府包揽一切向注重激发社会活力转变。运动式、批斗式的管理方式被新的法制化管理方式所取代,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日益松动,作为社会控制细胞和福利供给者的单位逐渐变为比较单纯的工作场所。 

  社会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变革推动着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放松管制带来了市场活力和社会生机,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但由于未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管理的调整和变革是在许多方面未进行配套改革,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社会经济的方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社会管理仍从属于行政体制下的社会管理。 

  (三)从社会行政管理到社会管理的市场化转轨(1992年—2002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目标,经济体制转型和法制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在优先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全面发展,社会体制的改革渗透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社会治理服务或配套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从社会行政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市场化转变,同时也加快了社会治理法制化进程,并且出现了结构分化和治理重心下移。 

  市场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加之各级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扩大带来的财政压力,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管理越来越多地吸收和应用市场要素、市场机制和市场手段,市场的原则被大量引入社会管理领域,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社会管理方式手段市场化发展有多种表现形式,一是公共服务市场化。二是社会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1993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和《关于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实行政事分开,推进事业单位的社会化。1996年,中办、国办印发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新一阶段的事业单位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在社会管理的方式手段市场化、经营化发展中也形成了一些有效的工具性方法,如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用者付费、内部市场等,这些市场化的工具提高了管理的效率。但是也出现了政府的“公司化”趋势,职能部门的“寻租”现象,以及再分配权力滥用市场逻辑的问题。 

  法制化。单位体制的瓦解,原来承担生产经营、秩序维持、生活保障的共同体单位逐渐解体,致使基层社会管理、社会治安管理、社会团体管理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秩序重构的迫切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的法制化进程稳步推进。首先是基层社会管理的法制化得到加强。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做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职能和相关问题作了更明确的规定;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城市基层社会管理被纳入了社区建设范畴。其次,社会治安管理法制化也在稳步推进。相继出台了《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若干规定》(中央综治委等1993年)、《关于加强农村治保会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1996年)、《关于进一步开展基层安全创建活动的意见》(中央综治委1997年)等,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1年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第三,随着政社合一体制退出历史舞台,社会团体在我国大量涌现,社团的法制化管理也步入正轨。1998年6月,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成立了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1998年9月国务院重新修订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并于同年10月颁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 

  重心下移。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管理事务的增多,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发展,社会管理结构分化与重心下移的趋势非常明显。1990年代以后,政府虽仍然是最重要的社会管理主体,承担着其他社会管理主体难以完成的社会管理任务,如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环境治理、危机应急、基础公共设施建造等,但是除了政府之外,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已相当明显。在这段时期,政府之外的社会管理主体包括事业单位、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这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元化社会管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民间组织管理从定期清理走向依法登记管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获得很大发展。城市社区建设提上党和政府的议程,农村村民自治走上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这一阶段社会治理发展迅速但不平衡,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化推动,或者说是服务于、配套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的结果。社会治理着眼于解决社会巨大变迁和经济发展中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从而减少经济建设的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工程”,给企业减负,给政府甩包袱,各项社会建设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尽管这一时期还没有把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作为独立的概念提出,也没有形成较为完备和系统的理论,但已经把社会治理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的具体内容已经包含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中,在党的报告和文献中,已以论断或论述的形式加以体现,为下一阶段社会治理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2002年—2012年)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社会更加和谐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将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四大职能之一,并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提出要“改进社会管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2003年7月,胡锦涛在总结“非典”经验教训时指出,要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建立健全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正式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了社会管理的领导体制。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三个方面对加强社会管理的具体途径进行了部署,将“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作为“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的角度提出了建设更加健全的社会管理体系的要求,提出了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新要求,并提出全民进行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由此,社会体制改革正式提上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日程,体现了社会管理思想逐步成熟。 

  2011年,中国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3月,“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独立成篇,写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专门出台了我国第一个关于创新社会管理的正式文件——《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将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贯通起来,实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并举。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运用行政手段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法律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 

  (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进展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对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作了全面阐述:一是提出了“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将社会管理和民生并列为社会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统一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之中;二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阐述,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在社会管理体制中增加了“法治保障”这一新内容,体现了社会管理与依法治国的结合,社会管理不仅是政府层面的行政性管理,法治成为社会管理基础性的保障;三是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措施提出了新要求,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列一章部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社会治理”概念,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独立成篇,“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求通过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政府负责”改为“政府主导”,表述更加准确,进一步优化了社会治理主体格局,改变重政府包揽、轻多方参与的现象,既发挥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促进社会治理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形成整体合力。传统社会管理更多侧重单一主体的政府管理、自上而下的政府管控,而社会治理更加强调多元参与、共同治理,更加强调民主协调、依法管理,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维护权利,是共治与自治的结合、法治与德治的并用。 

  2012年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得到加强,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公共安全体系和应急管理建设不断加强,基层社区服务管理有序推进。 

  二、社会治理改革面临的诸多挑战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面对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能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充分证明我国社会治理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适应的。同时,也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艰难任务,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着诸多挑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迁,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势头之猛,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在社会的大变动、大转型时期,世界格局日益复杂,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公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腐败问题,社会思潮相互激荡,意识形态渗透愈演愈烈,在社会生活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网络化的情况下,社会治理面临一系列社会问题:既包括政治性社会问题、经济性社会问题,又包括文化性社会问题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问题;既包括普遍性社会问题,又包括特殊型社会问题;既包括历史遗留问题,又包括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如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安置、网络犯罪等)。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各地发生了不少参与人数众多、冲突激烈、影响广泛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并且呈现出利益矛盾普遍化、矛盾主体多元化、一般问题复杂化、单一问题扩大化、利益问题政治化、个体问题群体化、群体问题组织化、组织发动网络化、诉求表达对抗化、内部矛盾外部化的趋势,困扰着我国的社会稳定、社会秩序。邓小平早就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些问题,有些是在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因结构冲突、体制摩擦、规范空白、法律法规不健全造成的,有些是快速发展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历史积累和遗留的,有些是政府工作缺位、方法不当或某些工作失误造成的。 

  共同贫穷的时代早已被送进了历史,新时期的民生诉求在全面升级,已不再满足于吃饭、穿衣问题,群众的需求由生存向发展转变,由生存向权利转变,由生存向生态转变,由温饱向环保转变。人们的维权意识与维权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从个体维权到集体维权,从底线维权到发展维权,正在成为一种新常态。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多元化,舆论生态亦已经多元化、复杂化,传统的与现代的、境内的与境外的、左的与右的观念同时并存,而发达的互联网则成了放大器。2015年中国境内活跃的手机网民数量达7.8亿,占全国人口数量的56.9%,互联网正在全方位地改变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了新时期的社会治理不可能再简单地延续过去的方式方法了。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却滞后于变化。另外,约束、监督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规范却没有建立完善;适应这种复杂性的社会治理和监督监控技术却没有得到符合需求的提高。不依法用权就会导致权力失范,不为民用权就会造成权力侵害权利。强摊、强派,强拆、强征等一幕幕权力“乱作为”闹剧,构成了“推动”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面对复杂局面、深层次问题,一些部门畏手畏脚、明哲保身,严重“不作为”。“乱作为”和“不作为”构成了权力失范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面对上述各方面的新问题,过去看似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手段都已经难以完全适应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社会的治理需要新思维、新方法。这些巨大变化对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提出的挑战,迫切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治理的新路。 

  三、全面深化社会治理改革的对策建议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在经济社会发生巨变的现实背景下,社会体制的改革和社会治理的创新已经成为一个难以绕开的重要改革。全面深化社会治理改革,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就要求必须同我国根本政治经济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坚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调动各种力量,以实现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系统治理,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中创新社会治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创新社会治理的目的和归宿,也是前提和基础;创新社会治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两者相辅相承、不可分割。因此,必须把社会治理纳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布局中去谋划和推进,而不能简单地就社会治理抓社会治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全面创新和改革社会治理,就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布局中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建设为基础、以党的建设为保障,推进社会服务体制改革、社会组织体制改革、街道体制改革、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和社会领域党建创新,从国家层面完善体制、加强项层设计、统筹规划、全面推进;在全面依法治国布局中,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提升社会治理工作人员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加大社会治理执法的力度;在全面从严治党布局中加强和创新社会领域党建工作,加快推进社会领域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深化党管理社会的理念和原则,以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需求为导向,引导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不同社会阶层积极有序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治理。 

  (二)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完善社会治理体制 

  多元社会主体合作共治,是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不能走把治理权力都集中到政府、政府包管一切社会事务的老路,也不可能走一些西方国家倡导的完全依赖民间组织发育社会的道路。 

  第一,实现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发挥凝聚和引领作用。创新社会治理要坚持以党的组织引领社会组织,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通过宣传、教育、发动、组织、指导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局面。第二,尽快实施政社分开,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加快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引导和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建立一批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社会企业”,发展壮大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各类社会组织,或称为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管理体系和政治文明建设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和环节。对于公共管理而言,它扮演着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角色,与政府、企业共同构成多元治理结构。第三,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搞好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社区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进一步树立起与社会平等合作的治理理念。第四,构建“多中心、协作型、整体性”治理模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形成多主体参与,整体性协作,网络化治理的态势,实现治理结构良性和均衡。 

  (三)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完善社会治理工作机制 

  深化社会治理改革,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积极探索社会治理工作机制,灵活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与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工作格局和制度体系相适应,在用好传统手段的同时,还要善于学会运用新方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于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应当针对其不同的特点,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以及教育、协商、调解、疏导、听证等办法综合施策,使各项工作运转更加协调规范有序。针对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工作方法上,运用网格化手段,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社会治理动态化;运用科技化手段,实现社会治理数字化。作为东方经验,应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消解社会对立,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和优势,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实现诉讼和调解的对接,充分发挥诉讼调解与大调解机制的优势,提高调解解决纠纷的效率。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科学化要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纵向有机结合”,“自外而内”的法治与“自内而外”的德治“横向有机结合”,以及“纵向治理”与“横向治理”的结合,以及注重源头治理、动态管理与应急处置的相互结合。在社会治理手段上,要实现市场的无形之手、政府的有形之手、社会的隐形之手的有机结合。从资源配置方面来看:市场的无形之手配置经济资源,主要遵循效率原则;政府的有形之手保障秩序、配置公共产品,主要遵循公平原则;社会的隐形之手维系人们的基础公共生活,主要遵循自治原则。 

  (四)从实际出发,加强理论研究,完善社会管理创新的顶层设计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治理理论是一个舶来品,要在中国发挥作用,能够发展,需要将其中国化。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治理制度。我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改革过程中被实践证明的一项成功做法,就是注重总结地方经验。要通过系统总结地方经验并加以提炼,完善社会治理创新的顶层设计,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道路。体制方面,厘清社会与国家、社会与政治经济的各自领域及边界,理顺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展社会组织,塑造公民参与治理的模式。机制方面,要完善协作机制,加强治理主体的沟通、参与、合作、协同、整合,建立信任机制、健全责任机制、强化监督机制、完善信息交流机制,构建透明运作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吴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史研究”<15BDJ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责编 刘玉霞)